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贵古贱今观念根深蒂固，今人写今史的可信度常常遭到质疑。当代人记录当代史确实有明显的局限，作者可能因个人利益或个人好恶而失之公允，无原则溢美或刻意贬抑现象一直存在，难以避免。但当代人作为所处时代的见证者，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代人对当代史的言说与评判，因为身处其中，可以在场地接触原始材料，使得这些材料得以保存并流传。正如梁启超所言：“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①当代研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详今略远，也就是说尽量记载或使用研究者熟悉的信息，但并不意味着只做跟踪性的观察与记录，还应当思考所处时代与前代的历史关联，以及所在地域与周边区域的空间互动模式。正因如此，史料的多元化对于建构当代史有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呈现当代文学的真实图景，应当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考察和还原，利用多重证据来建构连续的逻辑链条，对于历史和史料中的难点、疑点，都必须对材料进行考证，去伪存真。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主张治史者应当扩大史料来源，博采古今中外各种资料，以弥补古史的不足：“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此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②文学史研究首先要尽量全面地占有史料，在此基础上去芜存菁、择善而从，避免断章取义、先入为主。当代研究并不急于下结论，而是应当以开放性的视野，一方面为同时代文学留下鲜活的记载，在经过初步筛选的基础上，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和判断；另一方面为后人研究今史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历史依据。 当代文学研究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关联，“当代性”是其魅力所在，也是其活力之源。当代文学研究不能自外于大时代，不能切断文学与现实对话的通道。基于此，一些学者和评论家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是画地为牢，自断生机。必须指出的是，保持当代文学研究的思想锋芒与艺术敏感，不应以牺牲规范性为代价。如果没有必要的学术限度与理论边界，放弃自己的学术本位，将文学研究作为直接评判社会与介入现实的工具，其针对性与有效性都难以保证，很容易沦落为夸夸其谈、无的放矢的空论。当代研究的主体与研究对象过于贴近，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或者重重顾虑，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当代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史料意识较为薄弱。多次在研讨会或课堂上，听到一些学者或研究生振振有词地发表见解，认为当代研究不必在史料的钩沉辑佚上浪费功夫，甚至不存在史料问题，因为当代的材料随处可见，不仅纸面材料俯拾皆是，还有形态各异的活材料环绕四周。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并不单纯是当下文学研究，像“十七年”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大量资料在“文革”无序状态下散佚，不少公开出版物也已难觅其踪。另一方面，近年推行无纸化办公，在这一潮流的裹挟下，早年的许多纸质材料被大宗销毁。因此，当代文学史料的保存、发掘与整理显得十分迫切，对不同类型史料的旁推互证与综合运用，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进程中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常规史料与稀见史料 当代史料漫无边际，在信息不断膨胀的语境中，当代人往往会忽略同时代史料的保存与挖掘。当代人说当代事时，会想当然地认为周围人群对于背景都是心知肚明，不必多言，因而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当代史料的剔除与散佚，也大多在同时代发生。对于当代研究者而言，搜集同时代的公开史料并不困难。但是，要系统搜集印数极少的内部出版物(内部报刊和内部图书)、民间出版物(民间报刊和自印文集)、会议简报、油印讲稿等，却有极高的难度。至于独此一份的手稿、日记、书信、档案资料、手抄本、检讨材料，以及稿签、审稿意见、稿费单等原始书证，那更是可遇不可求。而且这些纸质材料的材质较为脆弱，同时代人不搜集的话，就会彻底消失。在电子媒体迅速崛起、印刷媒介走向衰落的语境中，纸质史料的保存与流传会变得更加困难。正如梁启超所言：“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③ 就内部刊物而言，像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刊物《作家通讯》、中国文联的内部刊物《文艺界通讯》经常会刊发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的工作动态、工作计划、领导讲话、会员来信等并不常见的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艺报》主办的内部刊物《文艺情况》是了解新时期初期文坛乍暖还寒的精神气候的一扇窗口，其信息来源广，信息量大，转发了不少内部刊物的重要资讯。“十七年”的《作家通讯》尤其珍贵，刊物明确规定“会员刊物，不得外传”，印量有限。由于“文革”时期中国作家协会的图书资料散失，创办人之一的束沛德为了撰写回忆文章《我与〈作家通讯〉的姻缘》而查找原刊，居然百寻不得。各省市作家协会和文联也大都创办了内部刊物，譬如中南作家协会的《中南作家通讯》、山东作协的《创作与学习》和《山东作家》、黑龙江作协的《创作通讯》、北京作协的《北京作协通讯》、河南作协的《河南作家通讯》等，这些内部刊物发表的文稿较为芜杂，但要了解这些省市作家协会的发展轨迹、运行情况以及当地文学状况，其中的材料具有独特价值。至于民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像《今天》《非非》《他们》等民刊为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的生长与成熟提供了不可轻视的精神滋养。“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为了反帝反修，曾经出版过一批“黄皮书”和“灰皮书”，这些内部出版物作为反面教材，当时仅供批判之用。这些出版物不是当代文学的直接研究对象，但不少知青作家和朦胧诗人在追忆自己的阅读史时经常会提到这些图书，朱学勤甚至认为它们是“80年代点燃新启蒙运动思想的火种”④。而“文革”后期广泛流传的手抄本，则是中国当代文学版本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折射出当时的写作者和读者饱受压抑的精神状况和心理状态。我个人收藏了一份油墨印刷的材料——1985年《雨花》杂志和江苏双沟酒厂联合举办“文学与酒”笔会的讲话记录稿，还附有“双沟散文奖”启事，时任《雨花》主编的叶至诚、双沟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陈森辉和作家茹志鹃、刘心武、陈登科、田流、顾尔镡都有发言，这为研究80年代文坛遍地开花的笔会、文学与企业的联姻提供了生动的佐证。还有一些史料譬如检讨材料，以前没有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近年开始有年轻学人关注“检讨”这一特殊年代的精神现象，并以此为窗口，观察文学环境的变化与作家人格的变异。《郭小川全集》收录的作家个人的检讨材料，还引发了知识界与出版界关于全集编纂中文献收录范围的讨论。在新近出版的陈平原编选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中，收录了王瑶在“文革”期间的长篇检讨。这些变化表明，研究界对于特殊类型的稀见材料，存在一个逐渐接纳的过程，其文献价值也日益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