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人”杨沫 1987年3月，长期孤身在广东写作的老作家杨沫，带着刚刚开头的长篇小说《英华之歌》回到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因中途心脏病发作，连闭幕式都来不及参加，杨沫就提前匆匆离场，前往位于香山的寓所静养。就在回京后不久，杨沫接到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团队访问波兰的通知，原本答应了担任团长一职的杨沫，在病中斟酌再三，还是放弃了出访的机会。这位已经年届73岁的老人在1987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去国外，一则累，说不定像华罗庚那样猝死在国外；二则，我舍不得放下《英华之歌》，它没写成，是我终生大事，它写成了，如果能出去，则生死由之了。”“最近钟惦棐和司徒慧敏相继去世。故人多做鬼，我这年纪为了未完成的书，决定不去波兰。”②字里行间，透露出老人唯恐无法完成最后一个心愿的紧张。然而病情的发展不遂人愿，推掉外事访问一心闭门写作的杨沫，依然饱受病痛折磨，写作计划不得不一再中断。“全国人代会后，犯起了头痛症，狠狠地闹了一个月。刚好没几天，写了三章多《英华之歌》，忽然又祸从天降，闹起带状疱疹，很痛，长在额头、前头部，后又发展到右眼，又到左眼，看东西困难，而且如波及角膜，有失明之虞。”③ 疾病与写作的纠缠，在现当代作家身上向来不少见，但是像杨沫这样被疾病困扰了一辈子的情况却屈指可数。杨沫一生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在八十年代整理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里，杨沫以不甚为人所知的软弱、消极、自我厌弃的病人形象示人，与《青春之歌》持续释放的激情话语与青春想象大相径庭。除了创作笔记与家庭琐事以外，日记的内容大多与身体病痛和求医问诊有关，留下了几十年来杨沫四处拜访名医，尝试中西各种疗法的详细记载。④可以说，一部杨沫日记，几乎包含了一部杨沫的病史。根据杨沫日记以及儿子老鬼、女儿徐然的回忆，杨沫的患病经历包括心脏病、高血压、腰病、肝胆病、眼疾、腿部多发性关节炎、卵巢囊肿、脑血管硬化症、忧郁性精神病以及神经官能症等。从三十年代末在冀中战地开始，杨沫接受过的大小手术和中西医治疗不计其数。1949年切除子宫、盲肠与右卵巢后，她曾长时间受到内分泌失调，包括头疼、失眠与妇科疾病在内的困扰。除此以外，心脏病、高血压和腰腿疼痛，对杨沫的健康造成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晚年。⑤ 常年缠绵病榻，令杨沫时时笼罩在生命无常与时日无多的阴影之下。《英华之歌》是《青春之歌》的续篇，也是杨沫倾注了毕生心血的“青春三部曲”(《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的完结之作。在《英华之歌》诞生的种种艰难背后，除了每个老作家都会面临的体力不支，对杨沫个人而言，更大的难题是要同病痛抢夺写作的时间。一句“故人多做鬼”，既是旧友离世引发的感伤，也是对自身身体状况认知清醒的病人杨沫给自己敲响的警钟。生理性的病，伴随着政治变迁与作家的创作浮沉走过了半个世纪之久，又在晚年杨沫处获得了某种历史症候性。借由杨沫的“病”，我们或许能够重新揣摩其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晚年心态，而曾在五十年代风头无两的作家在“新时期”的寂寞，和在对抗病痛中心志不衰的写作事实，也暗示了在文学史叙述的主流之外，另一种从“边缘”处观察八十年代文学图景的可能。 五十年代末，人到中年的杨沫凭借具有自叙传色彩的《青春之歌》一夜成名，接续这一极高的起点的，是无论怎样写都无法摆脱《青春之歌》光辉的后半生。从’研究的角度观之，无论是传统的作家作品论、五十年代文学思潮史意义上的论争与“改写”问题，还是后来在“再解读”浪潮中被重新激活的性别政治阐释力，女主人公林道静热情、健康、朝气蓬勃的青年革命者形象，⑥几乎完全盖过了作者本人。只有当杨沫以“病人”形象在日记中重新登场，人们才注意到，在文本之外，《青春之歌》和杨沫由此开始的文学生命，实则都与疾病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 当我们尝试去追问一个从“十七年”走到“新时期”的“病人”的创作心态时，杨沫晚年格外清晰的“写作”与“疾病”的双重变奏，实则早已在《青春之歌》的诞生前后埋下伏笔。新中国成立前，杨沫曾长期在冀中根据地从事妇救与宣传工作，是抗日战争前就已入党的解放区“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杨沫先后供职于《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妇联宣传部，但因病痛频发，最后不得不为了养病离开单位。⑦久病在床，长期远离集体，身为老党员却无法参与到如火如荼的新社会建设之中，杨沫的孤独、烦闷和痛苦在日记中一览无余：“一年又过去了，革命形势正万丈狂澜地汹涌前进。而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我，由于一身的病，几乎成了狂澜中淤陷的顽石和泥沙，蹉跎着岁月。我为革命的胜利狂欢，却对自己有点丧失信心。周围的人都在奋勇前进，而我却无所作为地停滞下来。这种内心的痛苦，对于健康工作的人，是不易理解的。”⑧怀疑自己罹患肝癌，令杨沫时时恐惧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对一事无成的忧虑，最终使她决意在病榻上将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写出来——这就是后来历时六年之久、反复修改而成的《青春之歌》。⑨ 养病期间的“蹉跎岁月”，反倒为杨沫提供了充分的构思和写作时间。在此之前，杨沫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虽发表了少量作品，但都没有引起文坛注意。⑩由于频频遭到退稿，杨沫也曾陷入是否应当搁笔不写的烦恼：“我能够成为作家的路是走不通了，还是老老实实做点实际工作，好好地在工作中提高自己吧!”(11)而在“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就死了，也比现在不死不活一事无成的好”(12)的心声中，完成《青春之歌》的举动，不乏实现“遗志”的决绝。用杨沫的儿子老鬼的话说，如果不是母亲的病，就不会有《青春之歌》的诞生。此言或有几分夸张，但某种程度上杨沫的确是因“病”得福。直到生命的晚年，杨沫在回首往事的文章中，仍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重述自己在病榻上艰难创作《青春之歌》的场景：“写稿常常要躺在床上，一手拿着块垫板，上面卡着稿纸；一手拿着笔慢慢地一字字艰难地写。如果写得顺利，高兴了，便忘了身上的疼痛。”在写作中一次次靠近身体与精神的极限，令杨沫获得了崭新的治愈体验。与此同时，《青春之歌》的大放异彩实现了她自我证明的渴望，也更加坚定了走文学道路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