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安：陶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与许多学术话语一样，“文化研究”是西方的舶来品。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英国左派理论家霍加特(R.Hoggart)与威廉斯(R.Williams)开创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密切相关，也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左翼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您是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您在从事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受到哪些文化理论资源的影响？ 陶东风：一个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化研究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从根本上说首先是解答自己生活中遭遇到的重大、尖锐问题(特别是与创伤性经验相关的问题)，或者说以学术方式对自己的生存境遇做出回应。这样，文化研究是他生命书写的一种方式。这是第一位的。当然，由于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时代，这种生存境遇总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同代人的共同生存境遇，因此，对自己生存境遇的回应不同程度地都具有公共意义。一个做文化研究的人，如果不是从切己经验出发提出和思考问题，就容易陷入五花八门的理论海洋中从而迷失方向，以别人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把别人的病当成自己的病，把别人的药方当作自己的药方。至于那些追逐时尚，把学术时尚误解为公共关怀，唯世界学术市场行情马首是瞻者，就更是等而下之的了。 文化研究于我而言就是通过学术方式回应自己的根本性生存境遇，在此过程中，选择什么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或研究属于什么学科，我以为都无关大局，无须太多考虑。在西方，特别是德国，有很多反思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研究“二战”创伤记忆、集体记忆的学者，如阿莱达·阿斯曼、杰弗里·亚历山大，他们的立场独立，其研究就不是文化研究了吗？再如华裔美国学者徐贲，他的研究难道不是文化研究？ 我以为这是所有文化研究者都要坚持的立场。在不同的国家，极权主义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因此，使用/坚持“左”的理论、立场还是“右”的理论、立场，会出现侧重点的不同。同样是反思极权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说是左派，但哈耶克坚持的是自由主义立场，而阿伦特则很难被划分为左右派，她既批判法西斯主义也批判斯大林主义，既不认同自由主义也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她是左派还是右派？所有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无论左右——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如果有一个号称“左派”的文化研究者，为极权主义(无论是哪个国家哪种类型的极权主义)辩护，那么，他就是反人类分子，而不是真正的“左派”。 我在做文化研究的时候，阅读和援引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葛兰西、阿多诺等)，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如福柯、布迪厄等)；我也阅读和援引哈耶克、阿伦特、哈维尔、米奇尼克等人的著作。大体而言，我读得最多的是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著作。我觉得，在反抗总体化(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总体化，totalitarianism也可以翻译为总体主义)这个共同的、最根本的价值诉求之下，这两种主义是可以结成联盟的，最大限度地解放被边缘化的话语。这是批判性思维的精髓，也是文化研究的精髓，同时也是启蒙主义的精髓。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里可以达成一致。后现代主义拒绝绝对真理，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被边缘化的个体和群体起来反抗主流话语的宰制，打碎试图将个体和差异整合到同一性、总体性的话语框架，促成无限繁多的微观话语自由增生和繁殖，瓦解主流话语的一统天下。因此福柯反对整体描述法。他说：“整体描述法就是让一切现象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一种世界观。”①福柯倡导的批判态度与康德阐释的启蒙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对独断论、总体性的批判。福柯认为，启蒙不是“一个理论，一个学说，甚至也不是一个不断在积累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通过它，我们对自己是什么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加在我们身上的局限性的历史分析，也是一种超越这些局限的尝试”。②作为一种批判精神的启蒙比作为学说、理论、教条的启蒙更为重要。“可以将我们与启蒙联结起来的脉络并不在于信守教条原则，而在于不断激活某种态度，它是某种哲学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持恒批判。”③这种批判“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批判不是超越性的，其目标也不在于促成一种形而上学，而是具有谱系学的方案和考古学的方法。之所以说这种批判是考古学而不是先验超越的，是因为它所致力的并不在于确定所有知识(connaissance)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而是在于将表达我们所思、所言及所为的话语实例作为如此繁多的历史事件来探讨；同时，之所以说这种批判是谱系学的，是因为它不再根据我们所是的形式推演出我们所不可能做、不可能知的东西，而将从使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那种偶然性(contingency)中，分离出某种可能性来。在这种可能性下，我们得以不再依我们所是、所为或所思去是、去行、去思。这种批判将不再致力于促成某种最终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而将尽可能广泛地为不确定的对自由的追求提供新的促动力”。④这不是非常符合康德的启蒙主义思想吗？这也是我在文化研究中一再加以坚持的批判态度。细读福柯的《什么是启蒙》，觉得福柯对启蒙多有(当然不是全部)继承和肯定，把福柯和启蒙完全对立起来是一种误解。 我在分析当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时，就综合使用了福柯、布迪厄的后现代主义或反本质主义观点，但是同时也使用了大量自由主义的观点。我认为，无论是工具论文艺学，还是自律论文艺学，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建构，文化研究者的工作不是要站在裁判的立场判断哪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话语是真理，而是致力于对具体的文艺学话语进行考古学、谱系学的分析，争取各种差异化的关于本质的言说自由增生、繁殖，特别是要致力于营造这种自由言说的社会文化环境。我反对将任何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无论是工具论的还是自律论的)成为“绝对真理”。 杜安：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整合研究。伴随文化语境与具体问题的变化，文化研究的切入视角与研究方法也往往会产生变化。这是否说明文化研究的方法是语境化的、实践性的、策略性的？您能详细谈谈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特征吗？ 陶东风：语境化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只有通过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对自己身处的具体社会文化状况的历史化批判性分析，才能判断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在这里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首先，做文化研究的人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有些人明明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却不敢说，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批判性，就去找一个替代品。我觉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去做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灵魂是批判，但是有效的批判必须建立在真实知识的基础上，特别是建立在关于批判对象的真知识的基础上，真实有效的批判的前提是提供真知识。真知识是真批判的基础和前提。这其实不是一个道德要求而是一个学术(认知)要求。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同时也是反权力：那种揭穿了权力真相的知识也就是对权力最有力的批判(也是来自福柯的思想)。其次，对权力的准确诊断需要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要能够获得各种与权力相关的信息资料。没有足够的信息就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关于权力也是或更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持不同立场和理论的文化研究者应该达成高度共识，因为在此大家没有，也不应该有分歧。 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的确是实践性、策略性的，也就是说，不能死守一种理论教条。我的文化研究——理论资源、方法、立场——就经历过很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刚开始做文化研究时，我比较迷恋后现代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几乎是机械套用它来把中国的大众文化一棍子打死。后来我对自己这一阶段的研究进行了反思，我觉得用后现代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以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代表)，往往分析得不够到位，他们的理论话语和我们社会文化现实的隔膜比较明显。因为这些理论是根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文化状况发展出来的，而中国和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尽管其批判、怀疑精神和边缘化立场值得继承，但是具体的批判对象、“边缘”“主流”的具体含义，都需要在中国自己的语境中把握。相比之下，哈耶克、阿伦特和哈维尔等人的理论在这方面体现出更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