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9)2-0014-8 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就已零星展开。利玛窦、里雅各、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东来，使部分知识精英对西方基督教文化有一些初步认知。但中国文化与西方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明末清初的基督教传播效果并不明显。为传教之便，西方传教士采取上层路线，主动结识中国士大夫和知识精英，以期实现自上而下的渗透。如利玛窦还积极学习汉文、着儒服，主动接受中国文化拉近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心理距离，此举虽取得一定效果，但只有少数士人对利玛窦的基督福音发生兴趣，国人对西方天文历法的好奇远远大于基督教的救世理念和来世信仰，因此中西文化之间的深层碰撞和交流还未真正开启，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也还未给予足够重视。仍固守着蛮夷之辩的华夏中心观，秉持“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①之论。数千年来，我为中心，四方皆是蛮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思维定势，并自上而下传导到民间社会，天朝上国的国家意识和儒家文化的自信长期影响着民众的世界判断，甚至到十八世纪中后期，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清政府的封闭还是一如既往。如乾隆在十八世纪末召见马戛尔尼使团时云：“朕不认为外来的或精巧的物品有任何价值。尔等国家制造的东西对朕没有任何用益。”②作为使团成员之一的安德森后来回忆说：“我们如象乞丐一般地进入北京，如同囚犯一般地居住在那里，如同贼寇一般地离开那里。”③上层统治者的自大心态由此可见一斑。鸦片战争爆发后，长期积淀的天朝大国之华夏中心意识及其心理定势，使中国上层贵族和知识精英对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缺乏起码的认知，他们主观判别这一次国门被破只不过是又一次外族入侵，它终将被中国强大的文化所同化。但甲午一败及八国联军侵华，终于使国人警醒，并“感受到外力的压迫，觉悟内政的腐败，思想上起了一个绝大变化，一般比较明白事理的人，开始认识到西译各国的重要”④，有识之士因之正视西方的强势文化，并外派留学生进行学习，西学东渐，由此掀开了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大幕。 一、华夏文明的千年自信：早期西方格致之学译介的体用之维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和相对封闭的空间地理，使得国家和民族在文化断裂和急剧重组的近代时段难以跟随时代步伐而落伍于世界，鸦片战争失败的结果使中国学习西方文化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破东方古国的沉寂夜空，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伴随着的是失落与不安，急躁与焦虑，但只有少数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探讨问题之症结，并赋予疗救之思考。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知识份子，有感于时代变迁和自强需求，开始研究和学习西方科技和军事等刚性的需求，想方设法认知并介绍西方科技文化，当然也兼及一些社会科学，主要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为早期代表。他们向国人普及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以引导国家富强和崛起。如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等书中的地理知识，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对欧洲各国的介绍等。如徐继畲在评价西欧商业时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⑤，以显示西方社会与中国之不同。但由于晚清保守思潮的盛行，知识分子和上层权贵对西方文化还未从心理上给予认同，因此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国人的认知和时代走向。 华夏文化的千年自信，从晚清描述外邦词汇中就可见一斑，它们大都充满贬义，以“夷”述之。如夷商、夷酋、夷船、夷炮、夷技、夷语、夷言、夷情、夷事等，皆属鄙视之称，难免会影响国人对西学的正确判断。这种蔑视无知的自我中心主义思维使翻译家在译介西学时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是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和自恋，另一方面是对外来强势文化、特别是西方科技文化的忧虑和恐惧，这种复杂的心态，无形中影响着晚清翻译家的翻译选择和译文的整体路向。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很多士大夫不愿从四书五经和渔耕樵读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对外来文化的冲撞缺少世界性的包容胸怀和理性辨别，在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正如有论者指出：“中央大国、文化霸主的意识在当时的君臣民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对西方列强的崛起，他们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事实。当时的译者们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上的文化优越感和现实中的挫折感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和人文作品的。在这样一个社会心理条件下，虽然中国当时的文化地位在客观上是处于劣势，但封建士大夫们在心理上并不承认这个差距。”⑥这样，当他们在面对林林总总的西学文献时，并不去结合时代和民族国家需要积极吸收，认真研究其中的合理部分，而是进行比附和改写，以期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晚清学人以传统的知识为基础，从而解释西方事物，主观的理念常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他们的观点”⑦，广受中体西用观念之影响，因此，在翻译时便会打上传统中国文化的烙印，并影响着早期西学翻译的抉择和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