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9)04-0082-10 尽管社区文化活动增量并非社区文化治理的最终价值目标，但常量状况与正负向度变量状况却是实现价值目标的重要评价参照，由此而有诸多涉事公共文化政策专家围绕这一参照倾注极大田野作业热情，并以关联数据采样分析后果来阐述论证某一精细化的价值目标义项。当罗伯特·D·普特纳姆考察美国社区兴衰及其社区文化治理之际，就附件编制出一系列数据采样变化比照表格，例如比照1988至1993年社区休闲文化活动参与百分比的12个方面变化，①来确证其社区文化兴衰与变量状况的正比例关系。问题是，社区文化活动量值变化频谱取决于作为前置条件的诸多社区内部状态与外部影响要素，因而层进学理追问，就指向自明性得以呈现的后续知识行动。所以，本文拟从增量后果的社区文化治理因果关系结构出发，讨论“体制末梢”的激活就能够助推增量后果得以实现，尽管这种讨论在于悬置那些内驱动力与外驱动力混存纠缠，也就是首肯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批评丹尼特(Dennett)“贪婪还原”(greedy reductionism)归纳时所说的“‘还原论假说’并不意味着‘解释论’假说”②。 讨论的逻辑起点在于，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坦然正视文化治理失效的诸如“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以及“中梗阻”。本文着眼于“最后一公里”对于文化建设的最终落实的追问。所谓“最后一公里”，其所针对的是政策工具是否在落地操作环节实现功能恰配与操作有效，戴伊曾就此追问：“政府实际了解其所为吗？一般而言，不完全如此……这些项目对社会而言究竟有何效益影响？效能延续是长是短？消极抑或积极？”③如果问题移位至中国事态现场，具体至方兴未艾的社区文化治理，则有效性只能让涉事各方为之沮丧。尽管社区文化活动不同程度的自治有效，就其现实性而言，更取决于自治要素配置以及社区边际社会静力学后果。 就事态解困而言，必须从社会动力学的驱动要素功能发挥出发，在理论分析与实践操作的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寻找社区文化治理体制支撑、体制文化资源输入乃至体制政策工具末梢能量传动的端口嵌位方式与效能最大化。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至少就学理判断立场而言，一方面，我们极其不满公共文化治理在社区文化治理现场制度形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其体制末梢存在状态来说，因其麻木僵滞而没有显示其对社区文化治理的功能传导作用，即不能功能地实现“在地政府如今有责任创设和执行精准施及所辖不同社区的文化艺术促进政策”④；另一方面，我们又肯定性地断言，只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麻木僵滞的“体制末梢”得以激活，就能够对社区文化治理常态化有效实施功能传导，就一定能以文化体制的驱动能量助推社区文化活动增量这一预设治理后果，并使其后果能嵌位于实证主义政策评估方案，嵌位于诸如“(1)决策者根据经验确定问题的存在；(2)确定赖以导出最优方法的目标和目的；(3)考虑各种可能解决办法的相关结果和概率；(4)为每个结果制定一个价值量，即一定数目的费用或效益；(5)把关于结果、概率以及费用和效益的信息放在一起，得出效果最好、效率最高的解决办法”⑤。 无论就中国问题现场还是就当下言说语境，这种肯定性断言因其异域存在差异性而凸显出价值优先性，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在对命题合法性的无条件超越中寻找优化知识方案。就内驱动力与外驱动合力结构而论，我国社区文化活动增量的政府影响权重与更加具体的体制功能动力作用，除“北欧模式(Nordic Model)”之外，无疑全球占比最高。因为我们的社区文化治理模式在预设路线与实际形态上，都还不是社区文化自治最大化与非保障性，既不会出现“边际公约数”聚焦困难的诸如“排他性”，譬如“俱乐部成员可能因为某种性别、年龄、民族、宗教、国籍、种族特点、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或兴趣的原因，而对某些人抱有成见或敌意”⑥，也不会出现“时域可持续”支撑乏力的所谓“保障缺失”，譬如“几乎可以肯定，某些治理政策所得到的后果，是消除了社会资金介入……已有的社区纽带难以为继”⑦。从某种意义上说，体制保障与体制功能传导既是中国社区文化治理的特色，同时也是社区文化自治的文化制度优势，只是这一优势尚未在事态现场得到充分体现。 因其如此，进一步讨论便可在边际自明拟定状态下直接展开，即可以编序化正面阐释：为了达到助推社区文化活动增量的目的，究竟需要从哪些方面激活麻木僵滞的体制末梢？ 首当其冲的是，作为“最后一公里”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形态的“体制末梢”，面对社区文化治理自治机体，必须呈现为“有机植入”细密化而且覆盖性“功能耗散”状态。因其“有机植入”而使文化制度能量与文化自治能量具有能量融汇的活性接入端口和自由流注通道；因其“功能耗散”而使制度保障功能与自治文化选择获得恰配互驱动力和互约激励热情。在美国的社区文化治理动力结构中，“体制末梢”及其驱动能量往往替代性地由非体制性的社会激励政策安排，或者演变为某些公益社会身份动机性的文化慈善，按照社会动力学一般规律予以可比性功能置换，可以看做异质形态的“有机植入”与“功能耗散。” 处在异质形态“有机植入”与“功能耗散”状态下，社区文化治理效果明显，所以就有一般性经验陈述的诸如“文化社区模块，连同其所有当地变体，都将持续性地在美国得以建立，所有的种族社区都在更大社会范围内实现经济整合而保留文化差异”⑧，当然，还可以举证所谓“阿帕拉契亚的路边剧场活动……吸引社区成员公平分享和聆听他们所选择的节目”⑨。虽然就宏大叙事而言，欧美诸种文化治理模式均有其所在发展阶段不可逃脱的困境遭遇，一些困境甚至被丹尼尔·贝尔等人解读为难以逾越的结构性矛盾，解读为“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正是这种脱节现象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⑩，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们在微观实践层面甚至在与内在结构性矛盾应战博弈中不断获取某些推进性文化治理成果与参照性文化治理经验。尤其在先行社区文化治理维度上，这样的成果和经验更加丰富，其中当然包括了欧美模式的“有机植入”和“功能耗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