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19)01-0005-11 引言：当代民俗学理论中的遗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者已经更加自觉、有意地使用英文术语“遗产”(heritage)。在早期，这个词语通常被随意地使用，并理所当然地带有传承的意味①。今天，该术语(时常加前缀“文化的”来限定，并且被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模式)是一个有关于理论争鸣和政策意义的问题。尽管，遗产概念可能会与“恢复力”(resilience)等新的“口号概念”共同受到关注，但遗产作为一种现象，正普遍存在于民俗学家研究的更广泛的社会世界中，它在我们所探讨的概念里相当显著②。换言之，遗产既是民俗学者们所思考的事物，也是我们所设想出的概念。本文首先要回顾一些英语语言民俗学的遗产观点，从中提出一个互补的遗产模型。该模型处于文化史的长河中，并与其他的文化层相关联。虽然，共享性的文化遗产通常与非共享性的文化财产相辅相成(这两种观念所包含的事物，仿若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在本文所描述的模型里，同遗产发生关系的是另外两种文化模式——创新和惯习。在此，我们稍宽松地使用惯习(habitus)③这个术语，且无甚必要去引人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或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所阐述的观点。下文将先探讨遗产概念，再论另两种文化模式。 美国民俗学家兼博物馆策展人芭芭拉·科申布莱特-吉布里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把遗产描述为“……对废弃的、错误的、过时的、死亡的和失效的物品的重新评估。”④她接着强调展览和其他表演模式给了遗产第二次生命。这些展览可以发生在博物馆，也可以采用节日、民族志和建档等其他形式。随着对遗产的深入探讨，科申布莱特-吉布里特的论述在今日被视作权威： 我的论点围绕着五个命题：(1)遗产是一种追寻过去的文化生产模式；(2)遗产是一种“附加值”产业；(3)遗产带动了地方的出口；(4)遗产的一个特点是，在目标和器具间有一种成问题的关系；(5)无论遗产有没有现实性，它的关键在于它的虚拟性。 吉布里特的遗产模型，尤其适用于过去与现在明显断裂的语境，如文化旅游、博物馆展览和抢救民族志等。她在近期的遗产论著中，追踪了全球遗产政策是如何将本土文化的多样性转变为矛盾性的全球公域，使当地能从中获得额外的外来消费和经济拨款。⑤ 基于吉布里特的遗产模型，美国民俗学家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强调遗产可供协调现代性，包括身份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而民俗学者的民俗观，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媒介。诺伊斯指出遗产是如何表现为全球化下经济发展的首选模式，她强调了遗产政策在作为身份或经济发展战略时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当一个集体传统沦为身份象征或旅游胜地时，就不再适用于其他传统用途：儿童社交、技能学习、地位竞争、保持记忆、提供娱乐、神灵崇拜、谈判冲突、思索生命的意义。复杂的表演传统衍生于资源稀缺的社会中，并服务于一系列目的。它们在帮助人们跨越快速的社会变革时尤为重要。当这些功能为遗产保护而被迁出日常使用时，社区的根基可能被毁坏而不是加强。 为了进一步探索遗产的消极外部属性(negative externality)，我特别推荐诺伊斯的著作《谦卑论》(Humble Theory)。⑥ 科申布莱特-吉布里特、诺伊斯、瓦迪玛·哈夫斯坦(Valdimar Tr.Hafstein)、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等人的遗产研究强调了行为学的维度，并特别关注遗产的社会建设。在这种媒介中心法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理论是把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同文化创新和规范文化相联系，这两种文化形式是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基础。现行的遗产理论详细探讨了遗产进程的复杂含义，却很少直接说明遗产场所。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模式，个体和群体通过时间来体验它。经现有遗产理论的启示，结合丰富的关于遗产社区生活的民族志研究，我们的模型致力于将遗产看作一种每天都与民众生活相伴的文化。本文虽借用了一个暂定的理论性常用词来书写，但作者始终关注自己和各位同行的民族志经验。 文化和元文化 现有不少讲英语的民俗学家在探讨遗产的社会地位和影响，科申布莱特-吉布里特、诺伊斯、本迪克斯和哈夫斯坦只是其中的几位。从事和扩展这项工作需了解德美文化观，那是通过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学生而对美国民俗学所做的关键性继承。正如吉布里特等遗产理论者的著作中的提议，一个与此相关的“元文化”(metaculture)概念——即关于文化表达的文化表达——也是必要的。⑦ 就这些需讨论的新概念，我们注意到博厄斯派(Boasian)这个词语通常用以指称一些与博厄斯及其学生所从事的美国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路线相关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适于研究问题、结果、方法、原则、理论⑧。在博厄斯派的文化观里，有许多方面都可为我们所用。因为它与元文化意识有简明的相关性，所以我们要转而谈论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在1948年的《人类学》中提出的构想。关于文化，他写道：“现在，大量的习得反应、运动传递反应、习惯、技术、思想和价值观——以及它们引发的行为——构成了文化。”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