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13-07 近二十年来，围绕着战争认识问题，日本与东亚各国形成了巨大的认识对立。诸如日本认为，南京大屠杀被杀人数(平民和战俘)最多6万人而不是中国所主张的30万；慰安妇是战场特殊环境下的商业行为；日本发动了战争但美国的原子弹为何专向居民人口密集的广岛、长崎投下；日本只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输给了美国的强大武器，等等。日本并没有否认“大屠杀”而只承认最多6万人；不是没有慰安妇但其是商业行为并非强征；原子弹使大量平民死于核爆冲击波，却并不讨论美国为何要投下核弹；太平洋战争史观，只讨论日军的战争能力劣于美国，但不反省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不义的，等等。从所举例子可窥知，日本右翼右倾势力对战争的反省和历史的认识，同全世界向往和平人民的观点存在巨大偏差。近十年来，出现了为日本的所有开脱说词深感困惑的人们：大凡理智健全，是不应该在铁证面前作如此蹩脚的躲闪和强词夺理的。有些学者则认为，日本社会的主流集团或许已经患上严重的记忆缺失症，于是想借用“选择性记忆”概念为日本留下一些颜面和退路。 “记忆”原来一直是在心理学界和教育界使用的概念，德国心理学家、关于记忆的实验研究先驱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在1885年所著《记忆——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提出了“遗忘曲线”的考察和方法并公布实验数据，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掌握记忆方法同遗忘作抵抗，使单独个体运用“遗忘曲线”所示的规律曲线加强记忆，而不是为有意忘却作辩护。这对于知识的学习有重大意义，告诫人们重视知识的后期保持和再确认。很显然，在单独个体实验中所获得的对“遗忘”规律的认可，并不能用作对战争损害这样重大历史问题也予认可的条件。从这种担心出发，学者们用“集体记忆”区别个体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是集体行为留下的历史印记，存在于由无数个单独个体集合而成的集团中，因此个体性的遗忘规律很难同时作用于集团所有成员；2.集体记忆具有关键词传承的运行规律，这些关键词在平常时间内因不断重复而加强了强调的力度而趋近于符号化；3.集体记忆具有内部的约束力机制，它强制性地要求每个个体成员不可擅自做出违反“共识”的举动。如果将“日本”作为一个“集体”，而东亚各国作为另一个对应的“集体”，那么形成的集体记忆对立可大致表述为“我们那样做是有理由的”和“日本曾侵略我们、大量杀人、残酷践踏我们的尊严”。东亚各国人士的结论是：日本对战争并非没有记忆，而是按自己的意志去说一些让人们尽量减轻对其追责的话语。日本这个集体的记忆的选择性特征就是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于：选择性记忆的酿成的确需要一种主观环境的帮助，参与其中的各国各方都需要冷静理性地加以反省。 一、被隐匿的细菌战犯罪事实 1946年1月19日，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发布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布告。宣称：作为投降条件之一，将对包括虐待俘虏在内的所有战争犯罪予以“严峻审判”。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至今的起诉状可知，远东法庭对日本战犯们提起的犯罪审判理由大致可列举为反和平罪、杀人罪和反人道罪。①故而，如果一旦发现用细菌武器施加于敌对军人或平民的罪行，无疑属于典型反人道罪。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曾在浙江、湖南等地用飞机投放鼠疫病毒，是人所共知的史实(笔者掌握细菌战被害人解剖写真)。但在东京审判中，日本军队的这种犯罪却没有得到“严峻审判”，而一手制造细菌武器的石井四郎陆军中将，即731部队给水部长，连同其细菌战犯罪事实统统没有列入战犯审判之列，全身而退安然脱身，在1959年才因喉癌死去。有些史料称，石井是在1947年时向美军允诺将细菌实验的报告数据全部转交美军，才得以逃脱审判。1945年8月9日苏军发动对关东军的攻击后，731细菌部队随之解散，石井指挥部队对731的设施及罪证进行破毁后，经中国东北和朝鲜乘机回到东京。② 据原关东军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的回忆，当时日本政府试图尽可能迅速地引导苏联军队进入朝鲜，以期出现美苏对抗的局面。同时，朝枝还向石井传达了将731部队一切证据物件尽数销毁的命令，石井以731研究成果是可以夸耀世界的文献论文，销毁太过可惜作答。朝枝于8月10日在“新京”机场乘机离开，731部队在8月14日之前将用于活体实验的“马鲁他”404人全部杀害并焚尸灭迹后，全员乘列车向韩国釜山撤退。石井曾以威胁口吻做了一次“守秘”训话。翌日，石井又在“新京”车站站台对乘车回国的部下作了最后一次“守秘”训话。18日，石井在上海日军司令部向同僚们告别，说“今天乘飞机先被带到香港”，这个“带”字暗示接着会去美国。③有资料透露，此时石井已经开始同美国情报部门接触。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石井于8月24日出现在釜山港，指挥先期到达的731部队官兵将所有由火车运抵的物资全数装上随即泊岸的军舰。从18日到26日，石井的行踪有许多不明之处，已经无法核准(是否还在同美国方面接触)。 事实上，1945年6月23日，有一份《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报告书递到麦克阿瑟案头。④该报告第二条专述细菌战，第四条专述活体试验，并提到在哈尔滨负责细菌炸弹实验的头号人物叫石井四郎。麦克阿瑟乘机到达厚木机场时，下机便问：“石井将军现在何处？我想问他一些有关科学的事。”⑤1945年8月下旬，麦克阿瑟委派美国细菌战专家桑德斯从迪特里克堡基地赴日调查日本细菌战和石井四郎的情报。石井部下内藤良一竟成了桑德斯的翻译。美国人同意内藤担任桑德斯的翻译是认为这是了解731部队内情的好途径，内藤良一曾一度诱使桑德斯相信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但后来桑德斯仍然弄清楚了细菌炸弹和人体实验情报，于1945年11月1日提出了调查报告书。接任桑德斯的汤姆森，亦于1946年5月31日提出调查报告书，两份报告书确认了若干细菌战事实，但学者们认为并不详细。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