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后，欧洲国家凭借大航海、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日趋成为世界权力舞台的中心，伊斯兰世界则错过这班权力转移的时代列车，日渐由盛转衰。伊斯兰世界落后西方世界不过200年时间，但这200年间西方发生的变化，比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8世纪的2000多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要大。①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大，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原本平等的跨文化交流，变成了西方价值观念对伊斯兰世界的单向渗透。 这其中，西方国际体系对伊斯兰国际体系的影响复杂而深远。欧洲地缘版图碎片化的现实，决定了西方/欧洲的地缘政治战略和战略文化，其基本特性就是“分”：即分裂、分离、分立。这种特性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生态，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一、以“民族国家体系”解构“帝国体系”，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面临的第一轮观念冲击，就是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对伊斯兰世界原有的帝国体系的改造和重塑。“民族国家体系”(也就是所谓“主权国家体系”)，脱胎于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种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世界被分割为不同主权国家，它们谁都不承认最高权威的存在；个体国家负责制定和实施法律，解决争端；国际法旨在建立共存的最低限度规则；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国际法仅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国家间分歧经常通过武力解决等等。② “民族国家体系”能够成为欧洲大陆的“标准”政治单位，归根到底是欧洲特定地缘政治环境的特产。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欧洲大陆曾经实现地缘版图统一，其疆域西起西班牙、高卢与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是世界古代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约500万平方公里)。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实行永久分治。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从此陷入“小国林立”的地缘破碎状态。公元8世纪时，查理曼帝国(也称“加洛林帝国”)曾短暂统一欧洲，其版图西南至厄布罗河，北临北海，东至易北河和多瑙河，南面包括意大利北半部。但查理曼帝国在第三代继承时发生分裂，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在843年签署《凡尔登条约》，将整个帝国一分为三，欧洲统一进程再次中断。 公元962年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看似统辖全欧洲，实则并未真正形成统一国家。13世纪以后，哈布斯堡王朝极力扩张势力范围，但“全欧洲都担心它要变成一个世界性君主国”而纷纷反抗，终于酿成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欧洲版图分裂永久化、合法化。在800年，查理曼帝国统治欧洲时期，西欧大陆上只有不到十个国家，到1300年，国家数量竟达到二百多个。③这种破碎型地缘政治版图，通过强化不同民族间差异性，以及民族内部同一性，逐渐形成延续至今的“民族国家体系”。 某种意义说，“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观，就是欧洲支离破碎的政治版图上长出的罂粟花。它对欧洲大陆及外部世界的影响有利有弊。有学者指出：西欧主权国家体系的运作逻辑具有三重性：体系成员间的承认政治与认同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竞争，以及体系对外部不断膨胀的动力。这组运作逻辑产生的结果是在欧洲内部加深列强的对立、分裂与重组，对外则使西欧国家体系不断从西欧膨胀开来。④ 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的国际体系更多是一种帝国体系。公元750年建立的阿巴斯王朝对外推行宗教宽容，对内确立穆斯林同胞平等体制，将阿拉伯帝国转换为伊斯兰帝国，进而确定起独特的伊斯兰世界秩序观与伊斯兰世界体系。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伊斯兰世界体系与日后兴起之西欧国家体系均迥然不同，存在极大冲突。此后，1299年建国的奥斯曼帝国维系了长达六百多年的统一局面，另外两个伊斯兰大国(沙法维王朝、莫卧儿王朝)也是传统的王朝统治，由此使伊斯兰世界体系一直从古代延续到近代。这种国际体系实际是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帝国体系。“在欧洲，大迁移的结束让领土国家逐渐巩固，其人民屈从于封建领主、王朝统治者及其教士盟友的更严密的控制。在伊斯兰世界，则是创立‘世界帝国’与碎化成更小部落或王朝政体间的激烈动荡的模式。”⑥ 在欧洲“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伊斯兰世界前，该地区根本没有具有政治认同功能的“民族”概念。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形形色色的民族更多是按宗教归属(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而不是民族认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来区分的。⑦在这里，民众最关心的是对方是否信仰伊斯兰教，是不是穆斯林。“如果是穆斯林，则无论血缘、地缘背景如何，基本上都与其他的穆斯林平等，同享真主、穆罕默德圣训与哈里发律法的保护与眷顾。若不是穆斯林，则根据伊斯兰律法来加以规范。”⑧1912年，一位英国外交官惊讶地发现：“所有的穆斯林，不论是什叶派或逊尼派，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库尔德族，在户籍簿上全登记为‘穆斯林’。”⑨ 土耳其人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但“在奥斯曼帝国社会中，土耳其这一种族名称几乎已不再有人使用；而以后在用到这一名称时，主要又含有鄙视之意，即系指游牧的土库曼人，或在更晚的一个时期，系指安纳托利亚乡村中说土耳其语的粗鲁无知的农民。”⑩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等非穆斯林民族，同样不看重语言和种族差别，而更看重其共同信仰——东正教。对奥斯曼帝国中的基督徒而言，他们到底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还是希腊人，几乎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