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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怀念19世纪“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并将一战之后的国际法演变视为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欧洲公法”的核心是非歧视性的、以限制战争而非消灭战争为宗旨的战争法。波兰的近代命运可以为反思这一论述提供一个切入点。在施米特篇幅极短的波兰论述中，波兰是不规则和异质的存在，它在欧洲建设领土型国家中被牺牲，从而为“欧洲公法”在欧洲内部的全覆盖准备了条件。施米特的论述忽略了波兰在18世纪的国家建设努力，但洞见了从18世纪末期到一战的欧洲国际体系与波兰的民族独立之间的紧张乃至对立关系。“欧洲公法”时代的终结带来了波兰的复国，施米特将德国视为巴黎和会上的被压迫者，并以19世纪为参照，将战后的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紊乱和无效的体系，进而着手建构一个以“大空间”为基础的新国际法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同样缺乏波兰的自主空间。波兰是一块试金石，映照出施米特公法理论极其冷峻的一面，对于中国学人反思近代国际秩序与中国的位置，可能具有参照意义。
chenstaaten)与不列颠海洋帝国达成了合作与均衡，据此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自由空间(freier Rume)。欧洲大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封闭的领土型国家(Flchenstaaten)，它们拥有单一的中央政府和管理机构，以及固定的领土边界，与之相适应，诞生了新的万民法(jus gentium)。根据领土型国家的空间秩序，欧洲土地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国际法地位，这不仅限于欧洲大陆内部，而且针对自由海洋空间，以及所有的非欧洲土地。⑤ 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的“欧洲公法”脱胎于中世纪的封建秩序，终结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空间秩序的崩溃。不同于中世纪“万民法”，近代“欧洲公法”既不是封建法，也不是天主教会的法，而是以国家(state，Staat)作为基本单位的法。不同于一战之后出现的新国际法，经典的“欧洲公法”并未将战争中的敌人视为道德低下的罪犯，也没有把侵略犯罪化，而是在欧洲内部致力于限制战争，并非消灭战争。在施米特看来，欧洲内部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文明内部的有限战争，不是毁灭性战争；但在海洋上划分的“友好界线”(Freundschaftslinien)之外，欧洲列强有可能进行更为激烈的战争——这种“友好界线”因而区分出了内与外、文明世界与非文明世界。 尽管施米特并未明言，其“文野之辨”有着如下的含义：欧洲内部的有限战争与在殖民地之外的超限战争，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欧洲列强将巨大的能量投入到对海外殖民地的占取，这使得它们有可能在欧洲内部维系一种相对和平的秩序。对欧洲列强而言，将内部冲突保持在低烈度状态的关键就在于，它们需要对这种空间上的“文野之辨”保持最基本的共识，从而将极端的暴力释放到外部，而非欧洲内部。 然而，施米特笔下这个“欧洲/海外”的二元结构，或许只是对历史发展结果的高度简化。一旦引入时间因素，探讨这种二元结构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才得以完成，就能看到更多的历史复杂性。如施米特所言：“欧洲公法”的基本单位是近代的领土型国家，但欧洲各个政治单位成为领土型国家的时间不一。如果说西欧国家是在建构海外殖民帝国的过程中推进了本土的领土型国家建设——君主通过在海外汲取资源，拉大其与本国贵族的实力差距，从而将后者纳入绝对主义国家机器——远在欧洲中东部的列强在最初的两个世纪内没有转向海洋的物质条件，其君主在推进领土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依靠的是从欧洲内部汲取资源。某些实力较弱的政治单位，在此过程中便成为另外一些欧洲政治单位的牺牲品，波兰则是这些内部牺牲品中最为突出的一个。1772年、1793年与1795年，波兰三度被欧洲列强瓜分；1815年，拿破仑在波兰建立的华沙公国又一次被欧洲列强瓜分，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俄国沙皇控制之下的会议波兰王国(Congress Kingdom of Poland)。 《大地的法》并未将波兰灭国视为一个悲剧，而是将其作为“有限战争”时代的一个寻常事件加以叙述。不仅如此，从《大地的法》对波兰的唯一一段直接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为黑暗的笔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