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2.007 1960年代初期，中共与苏共①的分歧和矛盾日趋加剧，双方都试图掌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②，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内政外交方针日益趋向激进，对内重提阶级斗争，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对外则认为苏联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③ 此期，随着中苏两党走向分裂，中苏同盟破裂的前景若隐若现。在这一过程中，有两条线索穿插其间。一是国际共运队伍在中苏两党掀起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发生分裂，虽然以中共为首的左派队伍不断壮大，但是左派力量在国际共运中尚未占据优势地位。为了彻底扭转这种态势，1963年后期，中共在与苏共正式展开大论战的同时，着手建立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二是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以1964年为转折点，中国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战略中，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的“反修”方针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换言之，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④。由此，东亚地区中国周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周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稳固，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优先设定的目标。此时，东亚地区追随中共的左派党，除越南、朝鲜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执政党外，还有日本、印尼、缅甸、马来亚、泰国等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它们是当时左派阵营中的中坚力量，这股力量在中苏两党新一阶段斗争中的选边站队，对于中共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以社会主义阵营十三个国家而言，亚洲国家有四个，皆在东亚地区。其中越南、朝鲜和蒙古，都是中国的近邻。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一直接受其军事保护，苏蒙之间签有《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蒙古国人民革命党领袖泽登巴尔(Tsedenbal Umzhagin)还曾向赫鲁晓夫(N.S.Khrushchev)提出过加入华约的申请⑤。蒙苏两党关系比较紧密，两国关系相对稳定。面对这种局面，维持并加强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与中共的关系即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争取越、朝两党在反修斗争中与中共保持一致，不仅是中共与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的需要，也是中国在与苏联关系恶化时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东亚共产党来说，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担负着反帝、领导本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责任。中共夺取政权后，支持和援助东亚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既是中共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普遍性的重要实践。其不仅是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经验的推广区，如东南亚、南亚共产党的道路，也是由中小城市武装起义扩大至城镇、农村的“十月革命”经验的试验场，如东北亚日共可走的道路。归根结底，争取东亚共产党的支持，是见证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试金石。 在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并展开意识形态论战的过程中，日本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选择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与此同步，在东亚共产党的队伍中，毛泽东也十分看重日共和印尼共，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国中的大党，“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中国除了“依靠中国的广大党员同人民群众”外，还“要寄希望于”日共和印尼共⑥。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日共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大党印尼共，都是在暴力革命遭遇挫折后转而踏上寻求和平过渡道路并在本国取得合法地位的在野党，其在国际共运中所确立的革命范式基本限定在议会斗争的框架之中。对于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倡导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中共来说，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接受和支持日共及印尼共的路线纲领，是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发展乃至决裂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在苏共调整外交战略，同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寻求缓和，而中共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外交战略不动摇的局面下，共同的反帝目标为中共与日共和印尼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本文以中、日、俄、美等多国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着重考察1960-1965年中苏两党走向分裂背景下中共与日共党际关系演变的过程，具体分析促使中日两党对苏目标基本保持一致的原因，中共争取日共支持方针的调整及其结果。⑦ 一 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与中日两党的接近(1960-1963) 事实上，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共不同，“二战”结束，恢复合法地位的日共重新组建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以议会斗争为主的道路。在此过程中，经过党内斗争最终确立领导地位的宫本显治(Miyamoto Kenji)与毛泽东相同，同苏共、斯大林(J.V.Stalin)有着诸多的恩恩怨怨。 1946年4月，以“和平革命”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日共在日本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即获得5个席位，其后力量不断发展，1949年的大选进而有35人当选为议员，在国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⑧。随着冷战开始后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确立，以及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1950年初，苏共主导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日共的和平革命方针提出了批评⑨。此时，正与苏共谈判签订新约，准备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支持情报局对日共的批评。面对情报局的批评，日共内部意见分歧，宫本显治等人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日共发生分裂⑩。是年夏，当日本政府开始对日共进行“赤色整肃”时，日共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一度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中共与解散日共中央委员会的德田派取得联系，将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Tokuda Kyuichi)等人召至北京，建立了日共国外领导中心“北京机关”。1951年4月，“北京机关”派出由德田、野坂参三(Nozaka Sanzo)等日共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了四次会谈。其间，斯大林在先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继而在“以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联合意见的形式征求”德田、野坂等人的意见后，主持制定了日共新纲领《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即《五一年纲领》)，日共从此转而走上“极左冒险主义”的武装斗争道路。(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