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史领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展的针对党内思想、作风问题的“整风运动”是颇引人关注的论题，也产生了一批优秀论著。①依托既往研究，我们对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共高层整风的来龙去脉有了大体了解，但对影响范围更广、涉及人群更多的各敌后根据地的整风，则几乎还停留于部分地方党史、史志资料的笼统叙述或是个别老干部的追忆与感慨。可以说，国内外关于抗战期间中共整风运动的相关实证研究最近一段时间进展不大。尽管有部分青年学者做出有益探索，但仍未真正深入整风运动之内里。②不得不承认，我们至今还是不知道各地整风运动到底怎么“整”?参加整风的干部在运动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整风在一般干部群体内影响范围有多大? 本文并不着意于重审延安整风运动之总体状貌，而把注意力放在太行根据地。笔者希望以档案史料为基础，结合部分已刊史料，以太行整风最关键的前三期区党委党校整风班为线索，对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做一具体研究③，借此探究中共整风运动地方实践之内里，将整风运动研究逐渐实相化。当然，本文止步于勾勒太行整风之大体轮廓，未作过多横向、纵向之延展。因此，关于华北其他根据地整风运动之情形，或太行整风中不同类型干部的不同遭际、整风期间干部们的思想境况、整风之成效等问题，未来将另文讨论。 一、从“似整非整”到“二次发动”：太行整风运动初起 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曾回忆道：“1942年，是太行根据地对敌开展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最为激烈尖锐的一年。太行根据地在1941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42年又遭到敌人更疯狂的进攻，再加上这一年的严重旱灾，使这一年成为太行区抗日战争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④也就在这一年，延安整风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著名的整顿“三风”报告。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⑤2月八九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而4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则正式提出要以“思想革命”的方式在党内全面展开整风运动。⑥ 2月中旬，太行根据地的领导人看到了毛泽东的两篇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也随即发出在党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教育的指示。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从4月1日开始用半个月时间举行党八股检查大会。4月1日，北方局对领导分工进行调整，专门指定由李雪峰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机关领导整风学习活动，着手检查及统计各机关的“三风”问题。第二天，李雪峰在边区政府机关干部会上向200多名干部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要求全边区在整顿“三风”中形成一个热烈的运动，举行由上而下、由全体到局部、由工作到个人的大检查。⑦ 但是，太行根据地的干部们“对运动的目的、意义还没有深入的理解，因此，未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很快就进入检查纠正不正之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查自纠停留在就事论事上”。⑧ 太行区党委发现了这一偏向，在1942年4月15日发出《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不过该指示虽然“拟拿出一年时间，检查全区‘三风’”，却认为从4月1日到4月15日为止，以区党委和同级机关自身检查“三风”为内容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深入下层，逐级检查，最后到群众中去”。所以，在他们眼里，此时的“整风”仍是围绕现实工作的，核心是要“检查中心工作，就必须看发动组织群众如何，因之必须坚持政策，以检查土地政策为中心，检查减租减息，负担，村财政，‘三三制’和村政权”。⑨ 为推动整风，太行根据地成立了整风学习总会，在各地委设立分会。根据地的领导人显然对延安整风的情况还不大了解。他们大概凭着自己的理解，将整风比较生硬地规划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整学风，第二阶段整文风，第三阶段整党风。1942年8月初，整风学习总会催促各地“在9月底前将学风文风全盘综合研究完毕，于十月初正式进入党风学习，以期于明春内将全部整风学习任务完成”。⑩其间，根据地党组织和一二九师党委在涉县温村区党委党校办了个“干部整风学习实验班”。该实验班集中了190余名县、团级干部，从1942年5月一直办到9月，但实际效果似乎比较有限。这期实验班的一位学员后来即在参加地委的整风时表示：“参加区党委整风班报到后，先是遇到五月大扫荡，至七月初才重新开始整风学习，又渡荒而参与劳动，学习、讨论、自我分析一段就放回来了。”(11) 从1942年5月至1943年春季之前，太行根据地的整风大致呈现出三个特点：书本化、功能化和零散化。 “书本化”即是指整风中督促干部学习中央学委提供的“二十二个文件”，虽然上级党组织也强调学习过程要联系实际，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干部停留于“啃字句、啃名词的初级阶段”，以至于这种整风令人感觉枯燥乏味。(12)而且，在反扫荡的严峻形势下，广大干部很难有心思去苦读文件，更何况大量工农干部根本读不懂国内外的理论文章。对此，晋冀豫区党委批评干部们将整风思想革命的重大意义“平凡化、抽象化、教条化”了。(13) “功能化”即强调将整风与具体现实中的各项工作联结在一起，对整风本身的定位不够高。太行根据地的各级干部们，此时常常以“整风”来为具体工作服务，甚至依附于实际工作，这与具体整顿形式上的“书本化”并不矛盾。比如某县在减租减息工作上没能完成任务，便准备“整整风，然后把土地政策执行好”。(14)这种想法并非中下层干部才有，即使是根据地的领导大致也是如此思路。鉴于1941年冬黎城发生离卦道暴动，太行根据地领导人即认为有必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便效法延安举办的文艺座谈会，在太行根据地也召开了一个文化人的座谈会，意图整顿文风。但座谈会开了三天时间，只是提出和初步展开了讨论，许多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实际上是虎头蛇尾。(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