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9)02-0039-10 日本、法国、苏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三条主要渠道。这三条渠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已有研究对于日本、苏俄渠道的关注较多，也取得了部分高水平成果；而对于法国渠道的关注却较少，有学者考察了《少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也有学者考察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或留法勤工俭学生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还有学者专门论述了蔡和森、周恩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①这些学者主要是从宏观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法国渠道，或者侧重领袖个人在其中的贡献，尚未对中共留法群体或中共旅欧支部所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做全面梳理、专门论述，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基础问题之一。本文拟通过对中共旅欧支部党刊《少年》和《赤光》所载译文的全面梳理、分析，丰富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献早期翻译的认识。 一、《少年》《赤光》及其所载译文概况 1922年8月，中共旅欧支部创办机关刊物《少年》，创刊缘由有二：一是为了加强内部的共产主义研讨，二是为了影响和争取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如周恩来所言：无政府主义、基督教的刊物《工余》《青年会星期报》误导中国青年，这是我们宣传共产主义的障碍；我们有宣传第三国际、中共方针战略和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必要，但是很多勤工俭学生不懂法文，所以决定创办《少年》月刊。[1]《少年》编辑部位于巴黎第十三区中共旅欧支部机关，最初由陈延年、陈乔年负责刻板、印刷。限于人力、财力关系，该刊印数很少，“每本封面都编了号码，不能给外人看，脱党时必须交还”②；希望读过而不愿意保留的人能够寄回，以供其他人阅读。该刊是月刊，红色封面象征共产主义，16开本，每期30页左右，中间停刊两个月。1923年1月复刊后出版第7号，改为24开本、42页，第10期之后改为不定期。其中1922年12月出版2期——第5号和第6号，1923年1、2月未出刊，共计出刊13期，字数愈24万。目前仅见第2-13期，其中第2-12期较为完整。《少年》在旅法华人中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对于宣传共产主义和争取勤工俭学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6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以《赤光》代替《少年》。1924年2月1日，《赤光》创刊号发行，该刊为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从1925年1月15日第23期开始改为26页。目前所见《赤光》较为完整的有19期，其中1924-1925年有16期(第21、21期为合刊)，字数总计愈19万。《赤光》创刊伊始即把“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作为办刊宗旨，系统地论证、宣传中共旅欧支部的政策主张；[2]善于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指导旅法华人的革命实践，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指引革命方向。《赤光》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在宣传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的政策主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重要的舆论“喉舌”。 综观《少年》《赤光》可以发现，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发表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相关的文章，很多译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把《赤光》第28期“中山逝世专号”所载系列悼文算作1篇的话，《少年》《赤光》所载译文约24篇。这些译文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包括托洛茨基③的《革命的战略》、A.Lozosky的《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④、阿多那斯基(V.Adoiolsky)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波浪斯基(Polansky)的《无产教化》、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离开政治的性质》⑤，受制于版面原因，这些译文以摘译为主；二是翻译共产国际、少共国际⑥的文件，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驱逐法伯宣言》、张伯简翻译的《少年国际纪念日——本年为9月3日——少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通告》、署名为奈因的《赤国际工联(I.S.R.)的通告(召集第二次国际会议)——告所有属于赤国际工联的组织》、尹宽翻译的《国际共产党党纲底草案》等，这些译文篇幅不一，大多未注明原文出处；三是反映苏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现状的文献，如谢唯进翻译的《美国劳动同盟》、W和L分别翻译的《五年的奋斗》《俄罗斯革命中的不朽》、周恩来翻译的《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会议》、田愚甫翻译的《我们的反对者之苏俄现状谈》，这些原文主要出自《人道报》《共产国际》《国际通信》等报刊。其他译文很难归类，如《少年》编者摘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一文，既介绍了马克思生平，又简述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赤光》所载译文主要有2篇：田愚甫所译诗歌《共产党人歌》，“中山逝世专号”中的系列电文。 中共旅欧支部在《少年》《赤光》发表的译文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全译本较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闻较多，所译文献主要源自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报纸。由于当时不难买到经典作家著作，这种翻译选择很可能是他们外文水平较低所致。⑦做工时间多、学习时间少，更加剧了这种困难，甚至有青年“来法有一年两年，尚不知写信封、问路、买东西”。[3]二是译者众多，大多数是中共旅欧支部党员，极少数译文来自赴苏学习的原支部成员。⑧译文不一定有署名，有些译者可以考证，如“红鸿”是张伯简、“允常”是谢唯进、“飞飞”是周恩来、“石人”和“石夫”是尹宽、“丝连”是郑超麟、“熊锐”即熊锐、“愚甫”是田愚甫；有些笔名如“W”“L”，根据张申府笔名“R”代指罗素、俄国和红色革命，可推断“W”“L”应当也是旅欧支部成员；个别译者如“抱兮”“赤君”，根据现有资料已无法考证真实身份；还有《最近的国际青年运动》一文是时任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白特诺魏肯作演讲、列门泽夫记录，5月30日“寄自莫斯科”，其中的“列门泽夫”是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还是旅莫中共党员，以及是否由中共旅欧支部翻译均很难考证。⑨三是他们翻译的文章没有构成体系，也没有组织专人翻译，这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他们主观上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新进展，但不得不有什么就翻译什么、能翻译什么就翻译什么，也不能聚焦某位经典作家的文献进行翻译。四是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目的性很强，如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一文理论思辨性很强，大部分译文聚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马克思的生平、青年如何“学共产主义”，而《共产党宣言》这一易懂的经典文献也无全译本，这说明中共旅欧支部所强调的“学共产主义”并非“学经典著作”，而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正如旅欧团组织向团中央的汇报所言：“接触欧洲的共产主义实际运动，考察学习并介绍其活动方法，这是旅欧青年团的第一使命。”[4]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开展，中共旅欧支部的办刊重点从宣传共产主义转向了国共合作政策，相关译文数量骤减，也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