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与小说家相比，王蒙的个性更接近于王国维所说的“主观的诗人”，这决定了王蒙是一个长于内心表达的作家。但就审美经验而言，王蒙深具历史感的人生阅历和宏阔的生活视界更适合于一个理性叙述的小说家，也就是说，王蒙的精神个性与审美经验、诗人气质与小说家角色之间，存在一定不平衡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王蒙对现实的审美把握方式，也本质性地决定了其小说创作的审美风貌和文本形态。 一、童年记忆与精神自我的形成 早在20世纪50年代，王蒙的创作就表现出了与当时流行小说迥然不同的艺术个性。《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不久，李希凡就指出这部小说弥漫着小布尔乔亚“审美趣味”①。李希凡所说的小布尔乔亚“审美趣味”，并非单纯指这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审美风格，更指向王蒙的个性气质。王蒙说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②，创作与作家的生命本能、精神气质等个体性因素深层相通，作家的个性气质构成了创作的独特精神徽记。那么，王蒙的小说创作与他的个性气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只有在审美的意义上，作家的个性才得以最充分体现。在被问及为什么写作时，王蒙的回答是“挽留时间”③，如果联系50年代初王蒙开始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可知，这其实是一种高度自我化的说法，与歌颂时代、表现火热生活之类的流行说法相比，“挽留时间”指向的是一种个体性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 王蒙自孩童时代即表现出了敏感、聪慧、耽于思索的气质，对许多事物表现出了超常敏感性，尤其是对时间的流逝、季节的转换等则尤其敏感，因为敏感，所以容易“感伤”：看到春蚕变成蛹和蛾，感到“难过”“哀伤”；春天繁花盛开，马上联想到这是“凋零的预兆”；看到夏天的萤火虫和秋天的蟋蟀，联想到生命之须臾；小学二年级时就思考“‘我’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生命的偶然”“死是怎么回事”充满了困惑，第一次看到“月亮”，给幼年王蒙的印象竟然是“寂寞”“孤独”“神秘”，“无依无靠无道理无来头”④；同时，王蒙很小就表现出了超常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两岁时被梦境吓醒，“闻到了秋梨的气息”；三岁夜间听到马匹的吃草声，“似乎闻到了甘草和青草的气息”⑤。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接受与个性气质有密切关系，王蒙的夫人崔瑞芳说王蒙从小具有文学“天赋之才”⑥，这种“天赋之才”源于其敏感多思的精神气质。 王蒙敏感、多思的气质究竟从何而来？研究表明，气质是由高级神经活动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在强度、均衡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所决定的，是与生俱有且不可更易的，“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方面的产物”⑦。传记被认为是“认识人类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⑧，从《王蒙自传》中我们或可探寻王蒙自我的“起点”。 王蒙自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纷争的家庭，父母关系极为紧张，“经常发生可怕的争吵”，《活动变人形》中的“热绿豆汤”事件，其实是王蒙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方蕤(即崔瑞芳)在《我的先生王蒙》记录了幼小王蒙“逛棺材铺事件”，因为害怕看到父母吵架，王蒙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七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看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⑨。方蕤还曾多次提到幼小王蒙充满“惊恐”的眼神，王蒙也多次称“我没有童年”。另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造成了年幼王蒙“许多方面的低能与发育不良”⑩“瘦弱”，“胆小”，从很小就失眠，时常感到“也许离死亡并不是多么遥远”(11)。由此可见，童年留给王蒙的大都是一些创伤性记忆。 王蒙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个性和童年生活的创伤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蒙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个性，“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般地说，作家面对生活时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它的先在意向结构。……整个童年的经验是其先在意向结构的奠基物”(12)。王蒙“写一些好的故事”的创作愿望，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对童年创伤性记忆的一种“修复”？更重要的影响还表现为王蒙审美趣味的选择上。王蒙多次谈到《雷雨》中侍萍“我们都老了”这句话，并为之“十分感动”，他还特别喜欢美国电影《往日情怀》的同名主题曲《The Way We Were》：“记忆点亮了心灵的一角，那水彩画般的朦胧的回忆，令我想起了往日的情怀。”甚至为一句广告词“The beautiful things in life never change”(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是永存的)而深深感动，认为这则广告“充满了对于人生的咏叹、抚摸、回味、珍重”(13)，王蒙也曾多次谈及《史记》“赠绨袍”的故事，特别是须贾的一句“范叔固无恙乎？”更是令王蒙感动不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无恙’这个词，一说到‘无恙’我就特别感动。……这个话听来特别有感情。”(14)王蒙对苏轼充满了激赏，认为苏轼的作品体现了一种“极深沉的美”(15)；王蒙对李商隐的喜爱，更是人所共知，王蒙称李商隐的诗是“一个忧伤的花园”，王蒙对李商隐诗的深情、迷离、寂寞与忧伤的欣赏并不是偶然的，李商隐的诗与王蒙的敏感个性构成了深层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