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物质化为移动的地形图。 ——茱莉雅娜·布鲁诺(Giuliana Bruno)① 若要描绘一个人的故都，土生子女必须具有其他的、更深层的动机：不仅仅要旅行到空间距离，更是要走进过去。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② 1936年，满族“正红旗下”北京人老舍(1899-1966)在北平之外，写下了思念故都的名文《想北平》，并如是反思，“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③老舍还坦诚告白： 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④ 老舍“血里”“心中”的北平，北京的“枝节”——整体同作家心灵的黏合，故都“事件”中的“我”以及“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都为历史时空中的实体北京城，添加了老舍本人丰富的情感寄托。作家本人性格、脾气的养成，他对北平难以言传的想念与谦卑的爱恋，都为老舍测绘庚子国变、军阀混战、抗日沦陷、国共内战以来多灾多难的故都北平/北京，设定了萦绕不断的情感基调。 一、故都北京，时空型构，情感投射 老舍对故都北京/北平的有情的测绘，⑤表现为作家对城市微型空间的有意选择，譬如《骆驼祥子》(1937)中既是工作场景又是欲望陷阱的北平街道，《四世同堂》(1944-1950)中日军占领下的故都里面“沦陷”的小羊圈胡同与四合院内的纠葛挣扎，《龙须沟》借助一道沟渠的污秽、清洁和改造来书写旧社会的挽歌以及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颂歌……⑥概而言之，老舍借助故都空间的形变，显影历史的旋风，时代的涡流，以及作者本人的情感寄托。⑦与“老北京”“北京通”齐如山(1875-1962)、金寿申(1906-1968)等抒情、溢美、怀旧的北京记忆有所不同，老舍以微妙的矛盾形容法，在《骆驼祥子》的结尾处展示了他心中有情亦无情、优美又污浊的北平整体形象： 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⑧《骆驼祥子》凭借人力车夫(作为“活地图”、北京的孤儿)的迷失、人力车的得失，揭示了骆驼祥子执着却失败的恋物癖——洋车作为祥子恋物的对象与情感的投射，祥子对北平“乌托邦主义”的感觉与错觉(北平成为“引幻”亦“警幻”的“美丽新世界”)——从而展现了民国北平日常生活的暴力与个人挫败的情感踪迹。⑨《四世同堂》描摹了战时沦陷的北平，以及沦陷区居民的情感谱系(怀旧、悲悼、内疚、耻辱、愤怒、仇恨等)，⑩在思考家庭与城市、个人与民族国家、城市历史与创伤记忆之间的关联时，标识出作者本人“二战”时期的情感地图。老舍笔下的小羊圈胡同，以及其他那些小至四合院密室，大到天安门广场等或真实或虚构的空间设置，展现了因日本侵略而催生的新的有关个人、家庭、集体、城市、民族国家的“情感结构”。《龙须沟》(1951)变形记，则歌颂了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北京新政府的政绩，以意识形态卫生学清洗龙须沟旧社会的脏臭，将其改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洁净社区，揭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空间生产的方式和逻辑，以及社会主义阶级情感和新的公民意识的诞生与形塑。(11)概言之，《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与《龙须沟》中的空间型构，具体而微地落实在北平“敌意的街道”(mean streets)、中日战争时期的四合院、1949年前后由肮脏变清洁的龙须沟，并描摹了人力车夫希望和欲望的幻灭，诸种战时情感的发生与转变，以及社会主义北京新型阶级意识与政治身份的浮现。从满清帝都、民国北平到社会主义首都，老舍通过空间与情感的嬗变，展示了个人欲望与集体意识、私人恋物癖与公共激情、(后)遗民意绪与民族主义情结的集聚与表达。 二、简论“情”，情感结构，意识形态 本篇论文以老舍的三幕戏剧《茶馆》(1957)为主要论述对象，兼及《茶馆》的写实戏剧、先锋舞台、电影电视改编等一系列版本，从而解读老舍借助裕泰大茶馆空间的形变，突出、显影的都市情感和故乡情结。在进入具体的互文辨析之前，笔者试图以简短的篇幅探讨：(一)中、英文语境有关情感的关键词与类型；(二)“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与意识形态(ideology)的差别；(三)情感、都市想象与文学再现之间的关联。 中文语境中的“情”以及情感的类型，自然可以回溯到《论语》中有关七情的文字：“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12)汤一介(1927-2014)曾经辨析先秦哲学中的七情、六情(喜、怒、哀、乐、好、恶)、五情(喜、怒、哀、乐、怨)，以及情与性的关联。(13)黄卫总(Martin Huang)亦曾梳理过孟子的情与善，董仲舒、朱熹对情的警醒，王阳明的心学、知行合一、致良知，并重点探究冯梦龙小说中的情教问题。(14)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1934-)基于明清文学史料，尝试与西方情感词汇对话呼应，梳理出五大类情感综合体：1.消极式投射(恐惧、怀疑、焦虑、惊诧)；2.积极式投射(爱恋、喜悦、渴望、希冀)；3.满意式情感(欢乐、审美/宗教感受、快感、满足)；4.侵略式情感(愤怒、憎恨、嫉妒)；5.不满意式情感(忧伤、沮丧、羞耻)。(15) 近期海内外有关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现代转化的辨析，愈演愈烈，寄托遥深，触及了华语语系文学之现代性的“抒情”面向。诸种努力，见于再版、重印或是重新解读陈世骧的《论中国抒情传统》、高友工的《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普实克的《抒情的与史诗的》以及普氏与夏志清的论战，或是回溯民国时期朱自清的《诗言志》、闻一多的《歌的抒情性》、朱光潜的《情趣、境界》、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宗白华的《艺境》，以及两岸三地当代学者孜孜不倦的呼应与理路拓展。(16)王德威的英文近著在抒情传统及其现代脉络的背景下，论及了汤显祖的情、志说，王夫之的情境论，黄宗羲区分的众情与一情，曹雪芹的情不情，龚自珍的宥情，刘鹗的情与哭等，并深细查考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史诗时代的抒情之作。(17)他在与陈国球合编的《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引言中，微言大义论及“抒情”中的“抒”与“情”，并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