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论何多苓的绘画时，钟鸣写道，“风格的选择，无不是分析性经验、历史、伦理与个性所使然”。并转述罗兰·巴特的观点作为佐证，“历史像是在若干语言伦理中的一种必要选择的降临”①。深入钟鸣多维的诗歌空间内部时，他的“个性”也在读者面前明朗起来，正如他所自述的一般： 回想起来，我的基本格局是这样的，在别人写抒情诗的时候，我延续过去的爱好跑去写叙事诗了；在别人写‘史诗’时，我却热衷于短诗或相反；而在许多人大获成功接近自封的‘大师’，或以过来人自居的时候，我却开始对诗歌保持距离，采取陌生化的方式写上了随笔；当别人开始成年人的文学路线——青春期诗歌，中年小说时，我又像小学生亲切地回到了诗歌的门槛上——其中有下意识的成分，但绝不是存心作对，而是性格所使然，命运所使然。② 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钟鸣的格局与风格始终同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当代文学史的线性脉络中，钟鸣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虽然钟鸣与许多朦胧诗人年纪相仿，甚至年长一些，但他的写作却同锐意变革、蓬勃爆发的前一代(即朦胧派诗人)相比稍微滞后了一些，这个短暂的间隔也使他相对“冷却”了一些，以致于有更丰富的维度去思考现代汉诗的新出路和“诗的语词表达的可能性”③；从诗歌地理的角度来看，久居川渝的钟鸣被称为“巴蜀五君子”之一，但这个“冠名”并不意味着四川五君具有某种一致的“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更看重的是个人写作④(亦可以理解为“个性”)。这种和“主流”之间的疏离感使钟鸣以旁观者的冷峻却不失温度的目光打量着历史与现实，他自认为这是一种命运，可命运终究是富有神性的大词，使人难以捉摸，相形之下，经验、历史与伦理为我们的耳目透露解密的锁钥。 钟鸣在谈论自己的诗歌写作时，曾引述过奥顿(亦译为奥登)的一个观点：“一个诗人一生中会写三种诗歌：一种是你自己喜欢别人也喜欢的，一种是别人喜欢，你自己却并不怎么喜欢；再就是你自己喜欢而别人却不喜欢。”⑤《垓下诵史》一诗大抵属于第三种类型，钟鸣对它反复修订，并以它的题目命名一本诗集，但批评者对这首诗的探讨却少之又少。诚然，此诗复杂的近乎驳乱的意象——横贯五洲四洋的舆地学⑥、融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凝结于一处，犹如难以拆解的结，或一个由无数镜子与岔路构成的迷宫。贸然进入迷宫，注定难以找到出口，迷途与碰壁指引人们不断回到起点，找到诗的开端。尽管如萨义德所说，“一个像开端这样的题目是结构而非历史，但这个结构也无法直观、命名或把握”⑦，寻找并考察诗的开端依然是必要的——“我一贯相信那些/从不存在的东西，比如开头、结尾……”⑧——甚至唯有开端，才能使我们洞悉作者的真正意图所在。⑨ 作为诗歌最重要的副文本，诗歌的题目毫无疑问是它的起点，正是题目维系着多次被删改的文本之间的均衡，但“垓下诵史”这一题目却不能被看作这首诗的真正开端，因为“他不断地使我们退回到其他的文本”⑩。“垓下”一词本是楚汉交兵的古战场的名字，附着其中的历史密码是英雄末路亦是美人情长。比起古人，钟鸣的这首诗虽以“垓下诵史”为题，内容却与楚河汉界、项王虞姬毫无关联，细察之，“垓下”绝非实指的地名，却又不仅仅是传统所赋予它的咏史、怀古、幽思的符号那么简单。在互文性结构的关系网络中，“垓下诵史”这一题目所勾连起的除了上述古典诗歌，也使人联想到现代汉诗中的古题新咏，比如吴兴华的《绝句》中写到的“垓天美人泣楚歌定陶泣楚舞”。其实，钟鸣也曾有过以《史记》里的霸王别姬为题材创作《垓下诵史》的尝试。在其大作《旁观者》中，便收录了这次试验的断章。(11)对于这一“失败的尝试”(12)，钟鸣声称：“这种伪古典风格来自叶维廉。1980年代，它起到过一阵收缩词语，寻求新张力的作用，只在少数人身上有过回响。”(13)受艾略特的启发，钟鸣也曾发出类似的回响，但很快，他便抛弃了这种“学舌”，并“发明了一套对自己整个书写都有效的语汇”(14)。这种蜕变类似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的自白，“我是受文学熏陶长大的，一开口就难免借助那套陈旧的框框，但我有自己独特的力量，笃信我自己的世界观”(15)。钟鸣虽难免也被其生长的时代与环境中的话语所浸润，难以摆脱“陈旧的框框”，但他足够独特的力量早已为其量身定制了新的生产线，崭新面貌的《垓下诵史》便是在他的诗歌话语装置中被重塑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钟鸣通过拉开题目与诗歌文本之间的距离以及诗歌文本与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构造出了一个容量更大的诗意空间。这首诗以包含着怀古幽情密码的“垓下”为题，所“诵”的，却是1859年以来的世界近代历史；在诗歌文本之外透露的，则是诗人在现代社会中无从释怀的对于历史伦理的紧张感。这种写作的思路在钟鸣的《尔雅，释君子于役》一诗中表露得更为明显：《诗经·王风》中《君子于役》的主题为遣戍边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既抒发了妻子的思夫之情，又传达了丈夫的徭役之苦。钟鸣以“君子于役”为题，写的却并非先秦时期的战事，而是唐代薛平贵征伐高丽的史实，意欲抒发的则是诗人在中朝边境的集安县服兵役时的一种微妙感受。(16)钟鸣在即逝的时间和危险的空间中收放自如以保持微妙的平衡，借助花样繁多的面具介身于历史之中，以他们的口舌喷薄的词语虽尖锐甚至粗鄙，却毫不突兀——无论是历史时刻隐秘的预言：“先生们，零点时分，在两半球，猴子/或近似猴子的将在不可见的元素中变化”(17)，还是小卒子直抒胸臆的“皇帝老儿，我操你妈!”(18)在诗歌中，诗人有权力打破历史固有的伦理——让某些人“重返历史的刀俎”(19)，让小卒欺君逆上。福柯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提到了历史-批判中的三条轴线，即知识轴线、权力轴线和伦理轴线。钟鸣的关于历史的诗歌中，上述三条轴线清晰可见，不仅以丰富的词汇完成对知识的重建，更以诗的语言回答了：“我们怎样构成行使或承受权力关系的主体，以及我们怎样构成我们行为的道德主体。”(20)克罗齐曾说：“历史是思维的，诗歌是想象的，这两者所构成的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两个维度，甚至说是唯一的两个方面，重返历史地无差别、纯粹观念，超越历史的纯粹普遍性，唯有诗歌，别无他法。”(21)钟鸣通过诗歌与历史保持的绝佳距离，以肥皂一般的舌头吐出历史的泡影，使诗歌容纳历史、重返历史甚至超越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