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9)02-0125-07 1949年是中国20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分水岭。伴随着新中国政权确立而焕然一新的文学被命名为共和国的文学，它全面、深入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为其开端的“十七年文学”更是具有特定时代的典型性质。从文学语言角度来考察，普通话写作的推行与共和国文学的确立相互依存，成为这一时段显著的存在；群众语言与普通话互为存在，差异性显著，也自然成为此一阶段文学语言流变的外在载体。具体到中国新诗文体而言，群众口语入诗的全面兴起，已是时代的主潮，群众口语是“十七年新诗”的语言底色与基座。 一、群众口语的生成与流变 从1949年到1966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称之“十七年文学”时期，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学的典型发展阶段。从文学会议、制度等角度来看，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一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文代会：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到1954年第二次文代会，再到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共和国文学的发展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差不多在文代会上体现出来，而且是作为政治晴雨表的及时反映与综合呈现。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提到了一个时代的崭新高度，既全面影响了社会语言的宏观生态，也在微观层面不断扩大渗透面，覆盖了语言的方方面面。共和国文学视野下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演变，也是同样的情形，新诗的语言形态与追求有相应的要求：即以群众语言为主体，以鲁迅、毛泽东的语言为范本，后来具体归结到“普通话写作”本身，即是一种硬朗、直白、刚性，大众化与民族化兼顾的文学用语形式。① 第一次“文代会”在尘埃落定的北平召开时，从延安“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工农兵文艺’经验”②走来的领头人周扬全面系统地作了主题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在报告中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四新”，“新的语言”即为其中之一，报告者认为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文学在语言上是全“新”的，是“群众语言”的胜利，“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新的语言背后则是新的思想、主题、人物，新的世界。整个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像“口语”“群众语言”一样，“新的语言”逐渐被重新赋予新的内容，延续了40年代延安文学的语言经验③，并且又被具有既定时代内涵的“普通话”概念所代替，与此相关的文学语言则自然以此为标杆——普通话写作的倡导与合法化，成为共和国文学确立的显著标志。 20世纪上半叶总体上是以国语为语言形态，如果从南北文学的分界来加以说明，则是南方作家占据优势，北方作家屈居其后，所以方言化、杂语纷呈的文学用语特征明显。但自1949年下半年第一次“文代会”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国家大一统的观念普遍贯通下来，对语言的统一、稳定、规范与一体化的认知也变得普遍、权威起来；50年代以后的当红作家，大多有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生活背景和经历，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携带政治的优势，理所当然地占据新的制高点。比如，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有753名，其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系统与整个解放区的代表，也就是以北方地域为绝对主力的作家就有400多名，出席理由是其文艺工作者的基数为6万；来自国统区与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代表仅300多名，其中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基数为1万，照当时说法大体上一个代表背后有100名左右的文艺工作者。④从中不难看出，获得认可的作家比例与地域作家数量有政治上的倾向性，在统计人数方面也带有主观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创作队伍主力，便一览无余看出作家群体的出身、地域与语言禀赋了。著名学者洪子诚认为来自北方方言区的“中心作家”占据了“十七年文学”的要津，其审美、语言风格与他们出身的地域密切相关。⑤事实上确实如此，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没有什么比创造文学历史的人——这一关键因素的更替——所起的作用更大了，而且这一“换人”“换思想”的变更过程是暴风骤雨式的。扭转乾坤的力量来自党和政府的政治需要，来自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迫切要求，也源自作家们的政治态度与文学立场。 具体到中国新诗本身，随着50年代反右运动的发动与结束，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运动的提倡与展开，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精英诗人队伍得到较大范围内的整顿与调整，诗歌语言欧化风格得以清除，群众口语频频上镜。其中，新民歌运动是诗歌语言的一次集中表现。由于是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形成了一个全民写诗、全社会“诗化”的特殊现象。新民歌运动作为典型个案的诗语狂欢化现象，可以作为重点个案予以剖析。联系新民歌运动前后，便可大体窥见“十七年文学”时期诗歌的基本面貌。 “十七年诗歌”是诗歌走群众化、大众化的新路，其语言基座是群众口语。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多年的现代汉语规范化思潮之清洗，群众口语也出现了新的特质，一种硬朗、通俗而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形态，正在形成工农语言的样品。⑥“不同的语言风格”似乎并不明显，方言化的鸿沟有所填充。因为带有过渡性特征，语言的夹生、混用现象倒是十分典型的，当时活跃的诗评家安旗发现：“从一些具体作品来看，新诗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仍然是不够成熟的。不够成熟的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诗的语言上。”“在这些优秀的或较好的作品之中，往往在一些玉润珠圆的段落之间夹杂着一些生涩的诗行；在一些精彩的创造之处也出现一些机械的模拟。或者借用了过多的文言句法和语汇，而又未完全消化；或是吸收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而缺乏提炼，结果南腔北调；甚至生造一些似是而非的词句，竟不管通顺与否；诸如此类现象，好像佳肴中的泥沙，往往影响整个作品质量。……诗歌语言上这种夹生现象，在当前诗歌创作中相当普遍。”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