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2-0099-08 “妇女”这一概念早在明清之际便已出现，指称的是宗法社会中的女性亲属群体。在宗法社会，女人永远是亲属关系中的女人，如女儿、妻子、母亲等。只有根据这一角色定位行事，她们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①政治主体意义上的“妇女”最终取代宗法社会意义上的“妇女”，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密切相关。五四期间，用于指称女性群体的“女性”一词开始流行，这意味着走出宗法社会的女性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主体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女性”视为资产阶级用语，转而采用“妇女”一词，将妇女与社会联系起来。1920年，李汉俊、李达翻译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确立了“妇女”一词的新内涵。1921年，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女性刊物被定名为《妇女声》，宣布“妇女解放就是劳动者的解放”。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从此“妇女”正式进入中共的官方话语体系。“妇女”继承了“女性”这一说法的主体觉醒内涵，但更强调女性的社会性，并将这一社会性与社会生产联系起来。② 由“女性”到“妇女”，可以看出在中共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社会生产的重要性。然而，妇女能否通过参与社会生产达成自我解放？这是中共妇女解放运动中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的一个难题。1943年前后中共边区的妇女“翻身书”呈现的正是这一难题。这一时期，中共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关键文件“四三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刚刚出台，妇女“翻身书”要回应的正是这一“决定”揭示的种种问题。③ 一、如何讲述“翻身”的故事 “翻身”是20世纪30年代末中共边区出现的一个革命新词汇，1946年土改之后，这一词汇成了“土改”的代名词。④不过，即使在土改时期，“翻身”也不只与土改有关。李放春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土改运动时曾指出：“大量的土改史料显示，农民翻身斗地主的革命叙事并不能涵盖北方土改中‘反封建’的话语-历史实践。在话语-历史层面，‘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⑤“翻身”之所以不只是“农民翻身斗地主”，是因为这一词汇在最初的时候指的是追求新世界意义上的“反封建”实践，指向的是一种新的生活伦理。 新的生活伦理召唤着新的文学形式。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农村妇女翻身题材开始在边区作者笔下涌现，孔厥与赵树理便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大体上，这一时期妇女翻身被理解为一个经过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由传统宗法社会进入公共领域变身为“公家人”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以1942年的整风运动为节点，妇女翻身故事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以“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新的整合机制为目标，许多作家开始主动打破文类区隔。以孔厥和赵树理的妇女翻身故事为例，其惯常的文类边界已经开始移动——小说越来越像报告文学。这恐怕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诞生于战争期间有关，相比于小说等文类，报告文学能更好地起到宣传作用。在1946年晋冀鲁豫版的《人民日报》为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打出的广告语中，这类故事被径直称为“好看好懂的‘翻身书’”。⑥ 在1934年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院的一次讲演中，本雅明曾谈到“作为生产者的作者”问题。在这篇演讲中，他预言了文类的消失：“小说在过去并不总是存在，将来也不一定必须总是存在，悲剧、宏大史诗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文学形式剧烈融合的进程之中。”文类的消失，是因为“时代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个以报纸为代表的技术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时代，“科学与美文学、批评与生产、教育与政治毫无联系、毫无秩序地分裂开来。……(报纸)的内容‘材料’除了将读者的急躁强加于它的组织形式外，拒绝任何别的组织形式。这种急躁不只是期待信息的政治家的急躁，或期待指点的投机商的急躁，而且在这背后郁结着被排斥在外的人的急躁情绪，他认为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对分裂的时代，打破文类的界线势在必行，“文学的深度”的消失召唤着作者转向“文学的广度”。“资产阶级报界以传统的方式所维持的作者与公众的区别，在苏维埃新闻界开始消失。在那里读者随时准备成为写作者，也就是描述者或是创造范例的写作者。”⑦面对新时代，作者的“创作技术”必须彻底改革，文类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区隔必须消除，一切都将以将作者与公众重新连接起来为准绳。在这个意义上，孔厥、赵树理等的形式探索预示着一种重新连接公众的努力。 那么，孔厥和赵树理如何看待自己的形式探索？《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文末标出的写作时间是1943年的三八妇女节，最初刊载于1943年3月30日、31日的《解放日报》。在其后的各种编选集中，《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有时跟纪实类作品编在一起(如1947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出版的《中国新型女英雄》报告文学集)，有时则跟小说编在一起(如1949年上海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周扬主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⑧孔厥对自己的文类选择没有做任何说明，但从他之后将《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收入1947年上海海燕书店的小说集《受苦人》的做法看，他自认为自己写的是小说。事实上，由形式入手，《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的写法确实更像小说，与一般讲究客观中立的报道比起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叙事视角贴近传主，语言多用方言土语，活泼生动，叙事中夹杂着大量抒情段落。 1944年11月，赵树理在太行区召开的第一届群英会和生产战绩展览会上采访了劳动英雄孟祥英，由此写就的《孟祥英翻身》1945年3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⑨与孔厥相比，赵树理有着清晰的文类意识，这从文前的“小序”可以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