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2-0168-06 近年来，“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思路和历史视野，逐渐引起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如何从“边地中国”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的历史性建构，重新激活“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成为了越来越多研究者关心的话题。不过，笼统地谈论“边地”，同样也可能抽空其历史内涵和空间差异，被重新回收到“中心/边缘”之类简单粗暴的装置里，再一次沦为高速运转的学术生产线上的空洞符号。 有鉴于此，笔者拟以近年来关注较多的抗战时期文学的“大西南”书写为例①，一方面循着“从周边看中国”的思路，尝试着从“边地书写”的角度，重新对“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复杂性有所揭示；另一方面，又把论域限定在“大西南”和“抗战时期”两个特定语境中，竭力避开把“边地”作为非历史符号来使用的陷阱，对上述问题展开一些初步的思考和回应。 一、重提这个老问题：“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 问题还得从“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说起。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被当作“不成问题的问题”，习焉不察而陷入了通行思路的完全蒙蔽。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只要按照通行的思路，遵循正常的“学术程序”，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就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通行的意见之一，是认定“现代中国”的主体性早已经确立，且以制度化的形式进入了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等领域，成为了无可置疑也无需置疑的奠基性前提。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奠基性前提划定的范围之内，关注“现代”和“文学”就行了。 在恪守这个给定前提的基础上，可以争论“现代”究竟是“现代性”，还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时段，可以立足“文学”自身，讨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种种恩怨。每一个话题，似乎都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争吵，也似乎都可以不断推陈出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新观点、新口号，不断制造这样那样的热点话题，在永远的简单再生产中维系着现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景象。“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晚清以来的“现代中国”以及“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纠缠在一起，让“中国”这个词语充满了暧昧的复杂性，又因为这种暧昧的复杂性而充斥着无往而不胜的有效性。无能力谈、不能谈、不愿谈，共同构成了“不谈”的话语谱系。 通行意见之二，则是认定谈论这个问题的理论和范式已经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普遍性和权威性，谈论“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的话语机制已经确立并按照自身逻辑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持续、有效、可靠的学术生产。后来者只需要加入到这条永恒运转的学术生产流水线，在给定的位置上，按照正确的“学术程序”，制造相应的“学术产品”，就已经是在谈论相关问题了。 第一种意见的迷误，在于认定“现代中国”和“现代文学”的主体性都早已经建立起来，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得以建立和展开的根本性前提而“不必再谈”。第二种则反过来，认定相关理论范式——尤其是西方理论范式——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已经确立，相应的学术生产线已经建成并有条不紊地投入了运行，大量的学术产品正在源源不断涌向市场而“不必再谈”了。前者因为默认了结论和前提，可以叫做“不谈就是谈”。后者看起来是在谈问题，但既定的理论范式早已经暗中回收一切，把话题变成了向既定理论范式主体性致敬的不同姿态，所以只能叫做“谈就是不谈”。 如果说“现代中国”和“现代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还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普遍的蒙蔽性前提的话，后者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袁可嘉曾经针对流行的误解，在浪漫主义情绪的感伤之外，敏锐地发现了政治感伤的存在，提醒我们抽象观念同样也有传染感伤的危险。他分析政治感伤的成因和表现形式说： 作者在某些观念中不求甚解的长久浸淫使他对这些观念的了解带上浓厚的感伤色彩，而往往不择手段地要求他们的传达与表现，基此而生的最显著的病态便是借观念做幌子，在它们高大的身影下躲避了一个创造者所不能回避的思想与感觉的重担；一套政治观念被生吞活剥的接受，又被生吞活剥的表达，观念的壮丽被借作为作品的壮丽，观念的伟大被借作为创作者的伟大。[1](P.93-94) 借用袁可嘉的分析，这种在给定的理论范式、给定的“学术程序”中滔滔不绝地谈论相关问题的做法，不妨开个小小的玩笑，名之曰“学术的感伤”。 熟知“知识就是权力”的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忘记了这样的事实：问题在于致敬的愿望和姿态，而不在于向哪一种主体性致敬。之所以说“有意无意”，乃是因为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者，显然不至于忘记了鲁迅晚年这段话：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2](P.617) 把某种理论范式当作无可置疑的主体而把“现代中国”当作可以随意摆置的对象，固然是“学术的感伤”。把“现代中国”当作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的抽象主体，同样也不可能真正触及问题。只有同时把两者都当作需要持续不断精心守护和再生产的历史存在，才能重新进入“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 二、“老问题”的“新维度”：边地中国 这当然不是说没有人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复杂关联。恰恰相反，这种关联不仅是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3](P.226)，同时也是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热点话题之一。而是说：通行思路和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耗尽了它曾经有过的活力，陷入了自我增殖的空转，只有引入新的历史视野和学术资源，才能打破这种不及物的无效循环，重新找回谈论这个话题的可能。从“边地中国”的角度出发，在古今之变中来看“现代文学”的“边地书写”怎样参与了建构“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以及这种历史实践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特殊的现代性品质，就是为此而展开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