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2-0098-09 1926年1月10日，《莽原》发行了由周刊改为半月刊的第一期，依然是由鲁迅主编。这一期《莽原》上公布了国内最早关于叶赛宁的死讯： 苏俄新文坛著名的最同情于农民的青年诗人叶遂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列宁格勒自杀原因未明。 这应当视为鲁迅第一次郑重地“提起”叶赛宁的死，这一次他只是简略地给出“原因未明”①四个字。到1927年10月，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又一次提起了叶赛宁的死，这一次对于叶赛宁的“死因”有了更为意味深长的解释：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② 在鲁迅的理解里，叶赛宁的死并没有减弱他的“革命性”。与那些在“指挥刀”的掩护下安全地提倡革命文学，以及只在“纸面上”喊打喊杀的人相比，一个能为革命文学的试验付出性命的人，显然更符合鲁迅意义上的“革命人”。“革命人”或“革命文学家”之所以稀有，也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活不下去”，会因为无法面对革命时代的大转变而死在时代齿轮的咬合之间。因此，叶赛宁的“活不下去”，恰恰是革命时代的征兆，是“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③的“大时代”的征兆。 时隔将近两年，鲁迅再次提起叶赛宁的死，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文坛消息，而是与身边革命青年的死，革命形势的骤变，以及他自己在广州的钟楼上和白云楼上的思索紧密相关。 鲁迅广州时期的“沉默”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广州的革命青年期待鲁迅可以针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抨击，这些青年请求鲁迅发声的要求被他“轻轻地推却”了。梁式和宋云彬都相继在《新时代》上撰文表示对鲁迅沉默的失望。鲁迅对于指责他“躲避”、“熟视无睹”的言论，不同于对待“正人君子”、“现代派”等人的攻击采取蔑视与反讽的回答。对于这种对他的“发声”的急切期待，他反而一再表示“这热诚使我很感动”④。他原本准备以《在钟楼上》为题写一篇对于广州种种现象的看法，然而在经历了“四一五”事件之后，已经无法追溯那时的心情，只能引用拉狄克对于叶遂宁自杀的评论结束了这一篇由于“目睹了反革命”而无法续写的文章。 他引用的拉狄克的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无论是这句话，还是这句话所在的原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都引起了鲁迅的深思。鲁迅写道：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叶赛宁等人的自杀，虽然证明了他们的脆弱，却也证明了他们真实地、深入地参与了革命。他们的幻想被碾压粉碎，恰恰也证明了革命的履带在前进。鲁迅用以说明叶赛宁“到底并不是旁观者”的逻辑，也说明了自己不是旁观者。因为他同样被革命的残酷“恐怖”⑤得说不出话，更在沉默中经受着之前一系列观念的轰毁，这些状态都与躲在“象牙塔里”的“平安”完全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叶赛宁的沉没与鲁迅的沉默，都正好说明了他们不是革命的旁观者。 鲁迅理解叶赛宁的自杀，正是承认了“幻想的革命”与“现实的革命”差距之巨大。而看到了“差距”，才是看到了“真实”，所以叶赛宁到底是“有真实”的。鲁迅不仅也经受了这种“差距”带来刺痛，并且一直陷在了“如何在这种差距”中说话的巨大的挣扎。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25日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会欢迎会上说：“到广州来不过一礼拜……我以为广东还是一个旧社会，跟其它的旧的社会，并没有两样。新的气象，不大见得。”⑥他号召青年应该“喊出来”，打破广州的沉寂。这些话大大鼓舞了在座的革命青年。毕磊在《欢迎了鲁迅以后》中写道：“只要你喊，如果你有声音，喊得不好听，创作得幼稚，这决不是可羞的事情。”⑦然而包括毕磊在内的三十多个中大青年均在“四一五”事件中被捕。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这里言论界之暗，实过于北京”⑧，并在《答有恒先生》中沉痛地表达了自己的内疚之感。他认为自己对青年的鼓励，无非“弄敏了他的感觉”⑨，使得他们在受刑时的表情更为痛苦，让“讨赤军”“讨革军”们在观赏时更能得到“特别的愉快”。如果将鲁迅这种残酷的自省，阐释为后悔几个月前鼓动广州青年勇敢发声⑩，也许会过于简化。但确实是因为有了这层顾虑，鲁迅才陷入了暂时性的失语：“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