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2-0094-07 一、材料来源 因缘于时势迁变，近来同仁们喜谈“八十年代”，或掘发伏藏，或彰显精义，多有可观。恰好最近见到贾植芳先生(1916-2008)的一批集外书信，其中致古剑先生的九通，写于1985-1990年间，内容围绕约稿投稿，牵涉相关人事，尤其是贾先生退休前后的出访和写作，参照收、发信人的相关记述，读来颇有兴味。抄校之余，略为疏解，或亦不失为“八十年代”的一个注脚。 贾植芳先生是作家、学者，早年致力于小说、散文创作，是“七月派”主要作家之一；中年进入大学，教书育人，领导学科建设，主要在新文学和世界文学两个领域耕耘。壮年遭遇不幸，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被监管垂四分之一世纪，创作研究两废。晚岁幸逢“改革开放”，得以重新焕发，在学术和创作上做出新的贡献。学术上，贾先生成为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带头人，植芳满园，成就卓著，此处不表，单说创作上。有别于早年的小说、散文创作，贾先生晚岁的创作，因缘际会，主要文类变成了序跋、书信、日记和回忆录。回忆录以《狱里狱外》为主，序跋有《劫后文存》，书信日记也多有整理出版。书信方面如经先生生前手订出版的《致胡风(1938-1954)》《写给任敏(1972-1985)》《写给学生》等，经收信人和研究者整理出版的如《贾植芳、任敏致胡风、梅志、路翎等信件选(1979-1981)》《致李辉(1992-2008)》《致董大中(1982-2005)》《写给范泉(1983-1995)》《致孙景尧(1982-1987)》等，均已收入《贾植芳全集·书信卷》，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最近搜集到的贾植芳先生书信共计10人20封，来不及编入《全集》，以《贾植芳书信小辑》为题，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料与阐释》丛刊第六期刊出。 古剑(1939— )，原名辜健，又名康馥，作家、编辑家，生于马来亚，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沙叶新同学。毕业后曾任教于华侨大学，后移居香港，历任《东方日报》《华侨日报》副刊主编、《良友画报》《文学世纪》等杂志主编，曾任香港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多种。1980年代在《良友画报》设立专栏介绍国内因种种运动而沉寂的老辈名作家，在此过程中辗转找到贾先生，由此开始通信。 贾先生致古剑的九通书信来源有三：其一是收信人所做的整理注疏，题为《故纸留真影——贾植芳书简》，载古剑著《笺注——20作家书简》(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文中包含其中五通，分别写于19850611、19851201、19880809、19881214、19900607，均为迻录文字稿，另附19881214一通的手稿影印件。其二见于“艺度拍卖首页〉拍卖预展〉北京保利2016年春季拍卖会〉古锦-近现代名人书札手迹下册〉贾植芳致古剑信札”的网页①，该网页展示的是19851201、19851207二通书信的手稿影印件，其中19851207为新见。其三仍为古剑整理发表，题为《贾植芳书信八则》，载古剑著《信是有情——当代名家书缘存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贾植芳书信八则》中五通与《故纸留真影——贾植芳书简》重合，新增了写于1989年的三通：19890125、19890216、19890427。综观三个来源的九通书信，其中三通有手稿影印件，一通仅有影印件。对照手稿和迻录文字稿，可见个别释读错误，如将“耑此”认作“端此”、“完稿”认作“定稿”等，问题不大，下文若涉及随文注明。 这组书信值得一说的大致有三方面：一是贾先生个人的工作、生活和写作，二是古剑所编栏目的命运，最后还涉及一些有趣的人事。这三方面所体现的，正是“八十年代”的不同侧面，从中皆可见出时代的曲折。 二、香港的窗口 整组书信起源于约稿。据古剑回忆，他在编《良友》时，要介绍因种种运动而沉寂的老辈名作家，“我想到了30年代与何其芳同时获大公报文艺奖的师陀，初请赵家璧先生撰写介绍文章，几经周折未成。师陀认为贾植芳是教授是内行由他撰写亦宜，给了我地址，我才知道贾先生在复旦中文系任教，开始了我与他的通信。”② 古剑先生谈到的约稿信没有见到。1985年6月10日贾先生日记第一次谈到与古剑的通信：“晚，给香港《良友画报》编者古剑写了回信，答应为他先写一篇关于胡风的散记。他来信说，师院推荐我给他们写一篇关于师院的文章。”③这里所说的“师院”原来应是“师陀”，显然是日记整理出版时誊抄出错了。贾先生与古剑先生的通信，源于关于师陀的约稿，接下去的展开，却导向了另外的方向和奇异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时代的曲折”的一个见证，大概也是出乎所有当事人的意料之外的吧。今天来谈“八十年代”，这样的“曲折”是容易被忽视的，但也恰恰是不能被遗忘的。信件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