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9)02-0110-06 论及大学教师的职志，陈平原如是说：“‘学问’十分重要，但‘教学’同样举足轻重。”[1](P.74)后者的建树无疑须回到讲堂这一现场方能衡量。故此，陈平原在回顾半个多世纪前老北大的文学教学时，深为当年“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教授风神缘于无实录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而扼腕长叹。[1](P.73) 前车之鉴，当三联书店有志于向社会开放大学讲堂，“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2](P.1)，使那些无缘身临其境的莘莘学子也能借助阅读，亲炙名师教泽时，陈平原遂率先响应，跻身“三联讲坛”。无独有偶，三联书店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亦相继推出《大学名师讲课实录》《名牌大学名师讲堂》等系列丛书。近来又有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系列跃跃欲试，例如其2018年6月推出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上述文学讲堂实录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满足人们对大学里名师究竟如何教读经典作家、作品的好奇心，而且得以一窥一部部较之纯粹的文学论著更有声有色、有温度的中国文学史论。 恰是出于上述价值取向，本文拟由课程设计、述学语言的探析切入，最终辐射、捕捉学者风神。目的在于强调学苑中自有生命、有气度、有情怀、有境界，尤其是那些经典课堂，绝非仅凭技术层面的小技便能胜出。 一、《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学术明星”的迎、拒 此书源于2016年起许子东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的讲堂实录。 框架设计上，由于讲授时间从一学年压缩到了一学期，加之许子东一贯注重“从文本的原点出发”的文学理念使然，有意无意间，这门课程采用了以作家作品“为主体构成的感性文学史”的范型[3](P.6)。现代文学史的主要演进发展流向虽也有所涉及，但每每化繁为简，最终衬托大家，即“鲁郭茅巴老曹”，以及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等足以撑起文学史的举足轻重的作家。 陈晓明指出，较之其他现代文学史，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的“有故事”①。所谓的“有故事”说，典出郜元宝。在《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怎样讲述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文中，郜元宝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都依靠‘大事件’做历史讲述的时间坐标，避免更具文学性的‘细节’(特别是作家传记)，这几乎成为现代文学史的潜规则。结果文学史现象的产生完全成为社会大背景、大事件的逻辑推导，缺少个体生命的偶然性和神秘性，最终也缺少文学性。”有鉴于此，郜元宝独辟蹊径提出了“把文学史当‘文学故事’讲”的设想，力图“在通行的‘大而全’的总结账和流水账式文学史讲述之外有所创新”。[4](P.17) 笔者认为，郜元宝倡导的“把文学史当‘文学故事’讲”，绝非哗众取宠式地炫耀文学轶事、炮制文学演义，更截然有别于将宝贵的教学时间耗费于介绍小说情节梗概之类的肤浅。他所注重并悉心打捞、凸示的，乃是与文学史、与创作个体生命密切相关的“细节”与“场景”。据此界说衡之，许子东“在故事中展开文学史的情境”的尝试，与上述郜元宝的设想尚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许子东从人物、故事、氛围切入讲授的方式，毕竟重现了“现代文学的现场”。 许著中不仅有“故事”，且有“今事”。作为现当代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许子东在课堂上每每说来感同身受，如数家珍： 几年前，我在香港九龙的寓所招待一些朋友，有黄子平、阎连科、刘剑梅、甘阳、陈平原等。甘阳现在提倡“通三统”。陈平原主张建构统合儒家传统与“五四”新传统的“通二统”。眼看我们一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文”的同行，现在也分化了，但有一点，大学老师自觉操心民族文化方向，恐怕也还是“五四”精神的遗传。[5](P.57) 恰是缘于讲授者“有我之境”的定位，感染了受众。 许子东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述学语言的生动风趣。众所周知，许子东的成名著《郁达夫新论》等著述不仅识见新颖，而且语言灵动多妙趣。移居香港后，他出镜“锵锵三人行”，舌战“圆桌派”，有意无意间，更出落得俨若“学术明星”。 对此，许子东并未纯然沾沾自喜于“运交华盖”。理性上他也“觉得‘明星化’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方向”[6]，声称不能为了传媒而异化自身的立场，并对明星化时有抵拒，但多少沾染了些许习气。 即以述学语言为例。为了追求所谓“浅入深出”的效果，许子东不避口语化，其中不乏出彩处，如用今语“八后”“九后”命名新文学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鲁迅等的代际[5](P.23)，不仅生动风趣地尽现五四少年中国的青春气象，而且一下子拉近乃至叠合起跨越世纪的两个大时代，让人顿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感悟，消除了受众“隔岸观火”的隔膜。 自然，述学语言的口语化，绝不能流于口水化。作为文学教学的特定语言，它必须不失文学色彩，不失美感。然而，许子东在独抒己见抑或转达其他批评家的观点时，却有浅入浅出，深刻不足之嫌。试读他归纳沈从文《边城》悲剧形成原因之用语： 整个《边城》没有一个坏人，却讲了一件坏透了的事。船总顺顺虽然有钱，但人很好，大佬、二佬也是很好的年轻人……可事情其实坏透了。老头死了，外孙女嫁不出去了，追求她的两个男人，一个死了，一个走了……这件感情的纠纷，导致与此相关的每一个人都不快乐。这就是“众多好人合起来做了一件坏事”。[5](PP.366-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