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从哪里来？ 口述史、文学史以及鲁迅文学院相关文件都会提到，作为鲁院前身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效仿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而建，并明确丁玲作为倡导者、创立者的身份。因罕有史料面世，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大多筑基在所涉人物的口述访谈或回忆文章上。丁玲和所内老教师、老学员的回忆层层叠叠压在过往历史的残骸之上，人们在不同境遇下的追忆叙述随时事变迁而游移，“攻讦”他人或自我“抗辩”时势必浓墨重彩、侧重取舍，反过来做“翻案文章”偶有言辞闪烁也在所难免。尘埃落定后，以纪念为名的回忆亦不自觉地温情修饰，往事如烟。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学界的关注集中在丁玲的个人遭际及其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上。丁玲曾是共产党内最耀眼的作家“明星”，她是延安“内”“外”文艺相遇后的一种命运象征，自延安至北京，颠沛流离至北大荒，罹牢狱之灾，新时期后方才再度“归来”，这种命运包含着新中国对“五四”以来各种新文艺传统的改造或批判、继承及容纳，使新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对于文艺界领导者的取舍倾向显影而出——谁才能代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1950年代到1970年代里，胡风、丁玲、陈企霞、周扬和所谓“周扬派”先后陨落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左翼文学家，是党内重要的文艺干部，每个人的陨落都代表着新的革命进程对他们提倡、代表的文艺方向的否定，一系列“运动”表现为一次又一次“试错”而后重新求索答案的过程。人事因素确与1950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息息相关，丁玲的个性及文艺观，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对新政权文学体制的设计，她对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她对苏联文艺及其文学体制的崇尚，以及她的工作方法，蚀刻在她筹备、建立、管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四年时间里。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互为表里。 1936年从国统区来到保安的丁玲，以极大热情拥抱革命、改造自我。但在1950年代丁玲被“打倒”的过程中，虽其志不改，犹自招罪愆。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为丁玲开列的罪失中，“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一条的主要依据，就是批判丁玲、陈企霞把《文艺报》、中央文学研究所“看作他们个人的资本和地盘”①。“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条，是指丁玲在《文艺报》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狂妄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②。文研所的学员也屡遭训问，是否“只知丁玲，不知有党”？丁玲的自我辨正、新时期以后的丁玲研究，则一力证明她在文研所工作时期清白无辜，她从未提倡骄傲、一本书主义，更无向党闹独立的意思，她是一位对党忠诚的党员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身鲁迅文学院的院史档案(以下简称院存档案)中，保留了自1949年筹备、创办以来的部分教务资料。鲁迅文学院建院周年纪念活动曾展出部分文献，被研究者视为史料依据，然而，大多历史材料仍静默无言地躺在壁橱中。笔者试图将六十多年前的公文、教务资料、课堂记录、作家笔记，与现有的文学史及文学体制研究、作家口述史、人物传记互相印证，努力拼贴出历史的“原貌”。作为今天鲁迅文学院的一员，钩沉史海的过程中，笔者不免携带了现时的切身之感和以史鉴今的问题意识。鲁迅文学院哪些是沿袭历史传统的？文学体制的建立是组织行为，它势必有着超越个人因素的复杂过程及内涵，体制建立后，又有其稳固的内生性和延续性。丁玲被“打倒”，文学讲习所停办，是否意味着“肃清”了丁玲及草创阶段文研所的影响？ 一、历史深处的回音：何以创办文学院？ 为何要创办一所培养作家的文学院？ 事关中央文学研究所，各类研究与回忆大多率先回应这一问题。徐光耀的回忆是回应此问的主要引证来源。《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提到，1956年12月12日收到中国作协党组来信，向他调查一系列问题，包括“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类似说法是否在学员中流传。徐光耀向组织“交代”了他听来的文研所创立缘由：“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39月30日我出游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创办缘由，大意说：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二、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三、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④这番“交代”重在强调文研所创办的外界因素，特别是丁玲受命于高层领导人的背景。徐光耀敏锐的政治直觉，加上他并不认可文研所是丁玲“独立王国”的立场，他的话包含了为丁玲撇清以个人意志独立行动的意思。毛宪文又有所补充：“据一期一班学员胡昭回忆说，丁玲在一次谈话中说，建国后有一次她跟少奇同志谈话，少奇同志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作家的学校。她深表赞佩。少奇同志说，那你就张罗起来吧。”⑤此外，马烽《京华七载》的回忆也常常被引用：“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⑥种种说法汇至一个方向：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看齐，以及解决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切实需求，出于这两种原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希望丁玲来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