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启蒙？哈贝马斯概括为：“在启蒙的传统中，启蒙思想总是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是因为启蒙用更好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来反对世代延续的传统的权威约束。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反动力量，是因为启蒙使个体获得了洞察力，并转化为行为动机，从而打破了集体力量的束缚。”①启蒙运动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作为思想史最宏伟壮观的思想运动，它给现代思想和社会政治秩序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然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启蒙却成了一个备受质疑的概念。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启蒙的道德普遍主义、历史进步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等基本信念和价值更是受到激烈的攻击，甚至连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些针锋相对的思潮都能在反启蒙上找到共同点，结成了神圣同盟。今天对启蒙的指责蔚为壮观，詹姆斯·施密特在《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呈现了一幅斑驳陆离的图景：“一些作者认为，它应该对法国革命负责，对极权主义负责，对自然只是一个要被统治、处置和开拓的对象这个观点负责。它已经以某种方式暗示了欧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最具威胁的方面。当一些人已经强调说，它关于‘绝对价值’的怀疑论以一种‘虚无主义的迟钝’感染了我们的文化时，其他人则建议说，自由的社会应该使自己摆脱启蒙运动对‘哲学基础’的惦念。据说，启蒙运动对权利和自由的激情释放出一种毁灭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然而，也有人已经争辩说，启蒙运动假设人性是无限可塑的，这个假定为极权主义国家将所有个性的痕迹从其主体那儿抹掉的企图提供了思想灵感。也有人这样来批评启蒙运动，说它对道德冲动的悲剧特征麻木不仁，它天真地假设所有的困境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也有人争辩说，启蒙运动试图构造一个道德哲学，这个企图以失败而告终，结果留给我们一个贫乏的道德景象，一个对所有无法还原到工具有效性的价值进行压制的景象，要么留给我们一个腐化变质的道德话语，在这个话语中，伦理评价退化为个人偏好的伪装。有人也这样来责骂启蒙运动，说它热爱‘主人式的元叙述’，敌视‘他性’(otherness)。”② 总而言之，启蒙已从人类的福音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然而，对待启蒙还有另一种声音，虽然比较微弱。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的启蒙现代性计划并没有过时，虽然在历史中它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扭曲和变形，但本身仍不失为一个有理性潜能的解放纲领。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切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美国哲学家布隆纳在《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中明确地说：“启蒙思想仍旧是任何真正的进步主义政治的最好基础，这不仅仅是对西方而言，而且在那些因为西方而遭受莫大损失的国家里也一样。”③虽然启蒙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饱受攻击，但在这个资本无限扩张、社会关系全面失衡、消费主义和纵欲主义泛滥以及犬儒主义和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复兴启蒙传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他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对立的思潮其实是启蒙的政治孪生子，“这两者都激励着进步主义的集体行动，并且出于充分的理由，它们现在仍旧在激励这些行动”④。总而言之，虽然21世纪与18世纪相距两个多世纪，但启蒙并没有过时，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条件下对之进行更新和发展。 启蒙已成了政治意识形态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是非之地，成了种种思想和政治力量斗争的角力场。这场争论既涉及启蒙是什么的事实问题，也涉及如何对待启蒙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往人们讨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理论框架和思想态度上犯了整体主义和简单化的错误，把它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既没有意识到它的内部构成的多面性和关系的复杂性，也没有意识到，启蒙作为历史过程是辩证的，既给人类带来积极成就，也带有自身的片面性和消极后果。其实，启蒙传统是复杂的，不仅具有多个面相，而且存在着内在矛盾。笔者主张把启蒙传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意识的清醒化或后习俗思维方式的理智启蒙，它标志着一种理性反思的后传统态度，二是作为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政治启蒙，它标志着一种反权威主义的规范态度和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政治理想。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能相互还原。同时，我们要区分启蒙的原初纲领和启蒙的历史过程，既不把现代世界的所有病症都归罪于启蒙的原初纲领，也不用启蒙的意图和目的来为历史做形而上学的辩护。 实际上，无论作为理智方案还是政治纲领，启蒙都是复杂的，关键不在于“启蒙运动的那些人在理论、秉性、环境和代际方面都有差别”⑤，而是说，过去两百多年间，与启蒙相伴生的历史效果是复杂的，启蒙既给我们带来了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工业与财富，也夹杂着剥削与异化、殖民与战争、种族主义与大屠杀。面对这样的复杂事物，如果我们抱着整体论思想方式和非此即彼的非辩证态度，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今对启蒙有两种典型的思考方式。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对一个传统不要去看它的过去的好的方面，而要看它的最近的坏的方面，如同《启蒙辩证法》所言：“我们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密不可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⑥这种思考方式把目光放在启蒙的否定方面，从光明中看出黑暗，从文明中看出野蛮，从进步中看出退步，从自由中看出压迫，启蒙被理解为理性和自由的自我毁灭的否定辩证法。另一种观点认为，“想要阐释启蒙运动的精神，不妨从它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开始”，⑦虽然启蒙中包含着异化和暴力，但现代社会进步归根到底是与启蒙运动分不开的。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态度分开来看都有合理因素，但都无法为21世纪启蒙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提供合理的思想坐标。合理地对待启蒙的方式必须既是批判的，也是重建的。启蒙有两个核心方面，即理智和思想启蒙与道德和政治启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启蒙之所以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中国近代以来命运多舛、启蒙屡屡受挫，虽然欧洲启蒙思想家曾一度被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和世俗政治所吸引，但是，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主要受西方影响，从五四运动到当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科学与民主虽屡遭批判和质疑，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输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当今西方世界启蒙遭遇的问题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任务不仅要坚持启蒙，而且要以合理的方式言说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