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9)02-0005-12 本文试图在当今时代的一般知识氛围下，将黑格尔对形式主义学术的批判再度课题化。重新深究这一课题之所以极为必要，不仅因为黑格尔力图超出形式主义学术的这一思想遗产几乎完全被遗忘了，而且因为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的哲学努力——例如马克思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同样被严重地曲解了，甚至是被命运般地形式主义化了。这意味着并且也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学术整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并且归根到底与两百年前黑格尔所指证的形式主义并无二致。由于“形式主义”一词具有某种令人不快的贬斥意味，所以几乎每一个从事学术的人都急于与之撇清关系；但如果就事情的实质作出考察，那就往往如贺拉斯的讽刺诗所言：“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在批判地把握形式主义学术的实质方面，黑格尔堪称近代以来第一位伟大的教师。而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位教师，是因为唯当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决定性地解放出来，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中去，才能由之确立它的“自我主张”并开始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从而才能使我们的学术在整体上获得强大而持久的积极动力。 《精神现象学》被称为“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这部哲学著作不仅有一个导论，而且有一个篇幅更大的序言——“论科学认识”。按海德格尔的说法，这样的事情在西方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黑格尔充分意识到《精神现象学》的独特任务及其所面临的本质性困难。①如果说，“导论”中的独特任务和本质性困难在于为某种“跳跃”做准备，亦即“把面对存在者的态度和对存在的思想之间必须被跳过的鸿沟带入视野之中”②，那么，我们在那个长篇序言中，首先就遇到了为黑格尔所揭示、所抨击的形式主义氛围和“作风”。这种形式主义立足于已成为“绝对势力”的知性或理智，而且看来一再得到近代以来诸多哲学——包括黑格尔以前德国观念论最新哲学——的助力和耸动。因此，黑格尔在这里同样面对着独特的任务和本质性的困难，亦即要求从形式主义知识之空虚的“幼稚表现”中决定性地摆脱出来，并从根本上为此奠定哲学的基础。“形式主义既然在备受近代哲学的指斥和谴责之后，还又在哲学里面再生了出来，可见它的缺点虽然已为众所周知，但在绝对现实的知识没完全明了自己的本性以前，形式主义将不会从科学里消失掉的。”③ 这里所谓的“学术”，既包括哲学，也包括科学；黑格尔按照德国观念论的先例，一般称之为科学的认识或知识；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表示，主要乃是指哲学-社会科学。至于“形式主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之中，认这种普遍性为“绝对”并用以强制和湮灭任何内容。因此，形式主义学术的本质特征在于：抽象普遍性作为同一公式或同一教条不断重复，亦即同一个理念“千篇一律地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中的形式主义可以被很恰当地称为公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就此需要思及的是，何种学术建制导致形式主义的结果：“如果认知主体只把唯一的静止的形式引用到现成存在物上来，而材料只是从外面投入于这个静止的要素里，那么这就像对内容所作的那些任意的想象一样不能算是对于上述要求的满足，即是说，这样做出来的不是从自身发生出来的丰富内容，也不是各个形态给自身规定出来的差别，而毋宁是一种单调的形式主义。”④换句话说，由于抽象的普遍性被当做“唯一的静止的形式”，并且被强加到“现成存在物”上去，所以在这里就不再有事物的“自身”，不再有事物的自我活动，不再有真正的实体性内容，而只剩下作为单纯质料的“杂多”，以便来展现并印证那唯一静止的形式(即同一公式)在杂多表面上所实行的征服和凯旋。不仅如此，当形式主义学术将同一公式外在地——抽象地——应用于不同材料时，虽然只是获得了一种“无聊的外表上的差别性”，但却误以为自己真正占有了实体性的内容与差别，就像我们今天的学术也往往据此认定自己早已跳出了形式主义的束缚一样。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形式主义学术依赖于特定的反思方式(或思维方式)。黑格尔将其称作“外部的反思”，以区别于“思辨的反思”。⑤黑格尔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这是一个很准确的称号。“对于门外汉，反思就是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不会停留在某个特定的内容之上，但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黑格尔认为这种外部反思的过程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因为它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一般原则之下。”⑥不难看出，学术中的形式主义是以外部反思为基本活动方式的，因为外部反思就是仅仅执着于抽象的普遍性(即一般原则)而开展出来的“形式推理”(即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同样不难看出，外部反思的运作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教条主义的东西，因为教条主义正是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从而完全避开或阉割了事物本身的实体性内容。如果说我们在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曾经见到过如此这般的外部反思，亦即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或俄国经验当作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中国革命的内容之上，那么，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发现，这样的外部反思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依然盛行——只不过其抽象原则往往已不再来自俄国，而是更多地来自西方。然而，无论作为一般原则的抽象普遍性来自何方，只要它仅仅从事外部反思的“形式推理”，它就将最可靠地落入到形式主义的学术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形式推理-外部反思的局限性突出地揭示为：“这种推理，乃是返回于空虚的自我的反思，乃是表示自我知识的虚浮……这种反思既然不以它自己的否定性本身为内容，它就根本不居于事物之内，而总是飘浮于其上；它因此就自以为它只作空无内容的断言总比一种带有内容的看法要深远一层。”⑦这种情况与形式主义学术的机制相吻合：一般原则抽象地脱离了一切内容，并且正由于它脱离一切内容方始自认为有一种优越性——它可以被先验地运用于任何内容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