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觞于西方历史的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研究业已成为社会学中日趋成熟的学术传统，理论流派分立，学术观点争鸣，蔚为大观。国内对这一学术传统也有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反思（赵鼎新，2006；冯仕政，2013）。在这一传统影响下，国内学者们借助不同的视角去探求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的集体行动，分析其形成条件、动员过程与后果。 具体来看，社会运动研究中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资源动员论（Cress and Snow，1996；McCarthy and Zald，1977）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政治过程论（McAdam，1982；Tarrow，1994）对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国内集体行动研究的支配范式。在资源动员论影响下，国内学者对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参与者的动员策略方面，尤其是在“依法抗争”概念影响下（O'Brien，1996），学者们发现了集体行动参与者在不同情势下采取的不同策略：“以法抗争”（于建嵘，2004）、“以弱者身份为武器”（董海军，2008a）、“依势抗争”（董海军，2008b）和“以理抗争”（朱健刚，2011），以期发起集体行动和达成抗争目标；同时也关注网络结构和组织特征对集体行动发起与展开的塑造（石发勇，2005；冯仕政，2006）。在政治过程论影响下，学者们分析中国国家性质和利益政治是如何为集体行动提供政治机会结构的（应星，2001；张磊，2005；陈映芳，2006；佟新，2006）。 在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影响下，国家、制度、法律、政策、组织、网络、利益、策略等成为国内集体行动研究的焦点，很少有学者专注于文化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框架建构论”（核心是行动者在文化情境下建构集体行动框架的问题）已经成为与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鼎足而立的研究传统后，这种文化角色的缺失就更值得引起注意了。当然，文化视角的缺失不是说国内学者对文化元素没有任何关注；相反，在发掘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各式行动策略时，大量的文化元素（道德、传统、伦理、风俗等）在其策略（集）中时常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文化从来没有成为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核心变量。 近年来，国内学者以框架建构视角来研究集体行动的研究陆续出现（程秀英，2012；刘春荣，2010；黎相宜，2009；夏瑛，2014；周明、曾向红，2011），文化对集体行动形成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复制了主流框架建构论在实践中的错误，缺乏对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本文以文化概念为轴心，在厘清框架建构论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议题外，反思其不足之处；同时借助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视角，来尝试建构一个集体行动形成的文化理论模型①。 格尔茨将文化概念与行动者对行动的意义建构联系起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式文本、仪式和实践对行动者都有着特定的意义（Geertz，1973）。同样，对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来说，参与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居于核心地位。那么，文化在这一意义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是本文理论模型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处理文化对集体行动的限制性与促进性的矛盾？集体行动参与者如何理解与利用文化来促进集体行动的形成？ 文章接下来的安排是：首先，以框架建构论为讨论起点，厘清文化在其中的角色和主要功能。其次，重新引入经典社会学对文化的理解，以文化规范性概念来弥补框架建构论中的意志决定论问题，并构建一个由不同文化面向互动而生的集体行动模型，阐述相关机制。再次，将这一模型运用到裴宜理对1922年安源大罢工的研究。最后，对集体行动形成的文化理论模型提出反思。 二、集体行动的形成：一个文化理论模型 （一）理论背景：文化与集体行动 为什么文化对集体行动的形成是重要的？对这一问题，可以从集体行动的目标与行动参与者的动机两个角度来看待。从集体行动的目标来说，集体行动一般来说旨在挑战现存的权威关系或某种主流价值和文化。集体行动在其本体论意义上就已经隐含着与主流文化的某种互动或冲突。文化间的互动与冲突必然成为集体行动形成的应有之义。从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动机来看，怨恨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怨恨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对集体行动产生动员效应，因为不同行动者对怨恨的解读可能不同。因此集体行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集体行动意义的共同理解（共识性怨恨）是否一致（Snow，2004）。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潜在参与者们就如何理解和利用各种文化要素来达成共同的意义理解也就成为集体行动能否形成的关键。 从集体行动目标和行动参与者动机两个维度进一步扩展开来，可以得出文化与集体行动关系的两个基本矛盾。第一，如果说集体行动挑战的是一种占支配且稳定的主流文化与价值，而集体行动本身强调的是挑战与变革（Johnston and Klandermans，1995）。那么，在连贯稳定的文化系统与强调变化的集体行动的矛盾过程中，集体行动是如何可能的？第二，如果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动机来源于对各种文化要素的理解、组合、解读与整合，其暗含的假设则是行动者能够充分调动周遭的各种文化资源来维持参与集体行动的意义。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观察到失败的集体行动，是什么限制了集体行动参与的共同意义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