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天，云南省呈贡县古城南门外的一座小小魁星阁里油灯昏暗。从这一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5年时间里，这里聚集了一群社会学人类学者，他们每天调查、讨论、油印文章。当时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想到，此时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一个高峰。费孝通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阿古什，2006；谢泳，1998）。先后加入“魁阁”（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学者，如张之毅、史国衡、胡庆钧、谷苞、田汝康、许烺光、瞿同祖等，在费孝通的组织下，在各自领域中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费孝通鼓励各成员自由研究和公开辩论（胡庆均，1948），但同时他的研究意识亦赋予了“魁阁”鲜明的个人色彩，也即从经济史角度对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关注。 综观“魁阁”成员的作品①，我们看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围绕乡村和城市经济的主题：关于乡村土地问题研究的如费孝通《禄村农田》，谷苞《云南田赋征实与农民负担》《村落与保的编制》《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关于手工业问题研究的如张之毅《易村手工业》《玉村的农业和商业》；关于城市工厂研究的如史国衡《昆厂劳工》，田汝康《内地女工的研究》，等等。此外如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讨论了摆夷社会组织和宗教问题。费孝通此前的江村研究中已经涉及乡村土地、手工业和社会心态问题。城市工厂的劳工来自农村，由于战争原因使一批工业转移到云南，使工业和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直接接触，构成了非常急促的现代化过程，费孝通将之称为“农民在工业中”（费孝通，1999a：461），因此战时后方的城市工厂同时也构成了农村问题的延伸。如费孝通所说，“重要的基本的，我们还得建设一个能使机器顺利和有效活动的社会环境，创造一个和新工业相配的精神，这是工业教育的工作”（费孝通，1999b：474）。这表明，无论是乡村还是工厂，费孝通等人所关心的现代化根本问题是社会和精神的整体变革，而不只是经济产业的转型。 本文认为，围绕经济与社会关系展开正是燕京学派“魁阁”时代的一个主要特色，它可能表明一种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在当时已有雏形。我们将其特点初步总结为：围绕经济实践、社会组织和社会心态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一方面将主要的经济行为放入其社会条件之中作解释，另一方面寻求乡村对世界市场的接纳，促进新的经济制度和组织生成。 一、经济实践 本文所说的经济人类学是广义的，更接近于带有人类学色彩的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这里主要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脉的经济人类学对费孝通的影响。同时，费孝通的作品多处与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进行对话，他将英国的现代化过程作为中国社会研究的比较对象。这两个方面由于费孝通的影响力被带入魁阁团队的讨论中，成为魁阁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从这个角度来看，诸如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研究、个旧矿工研究等，会发现它们亦处于这个问题序列中。 “魁阁”时期的田野调查主要在云南乡村和城市展开，这里社区类型多样，有城市及其周边的工业集镇、外围谷地的汉人村庄、更外围的山坡高地的民族社区；用费孝通的话说，这里是适宜对文化类型做比较研究、对文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的“文化实验室”，“在这里，我们可以活生生地看到现代化展开的过程”（费孝通，1999c：404）。这是将向现代化转变的过渡时代，浓缩在一个空间之中，“在短短一天内，我们就可以从波利尼西亚一直游历到纽约”（费孝通，1999c：404）。确切地说，这一现代化展开过程是从农业到工业的过渡；这一点是魁阁诸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共识（参见Shih Kuo-Heng，1947：59-60）。 如果将“魁阁”的主要作品简略分为工业化前和工业化后，那么芒市、禄村、易村、玉村处于工业化开始前，昆厂、锡矿劳工研究处于工业化开始后。 《江村经济》已经显示，费孝通所理解的经济实践不只是地租理论关心的土地生产力因素，而是总体经济条件和制度背景，包括土地制度、劳动力利用、经济知识、工作日历、经济周期等内容；其中又以土地制度最为基本。 农田是禄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江村不同的是，禄村的土地制度以自营和雇工为主，没有出现离乡地主。②土地占有情况直接影响着家庭和个人的生活水平。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团体地主手中，而大部分家户占田很少：每户平均约5.7亩，无田户占全村31%，占田在16工（3工合1亩，折合约6.15亩）以下的占35%（费孝通，2006a：64）（详见表1）。
费孝通在禄村听人说，“借钱盘田，愈盘愈穷”。这句话指明农民贫困的关键不在于土地权。禄村一家三口若想生活过得去需要45工（15亩）最好的田，如果自己劳动，也需要23工（7.7亩），换句话说，要维持生活，单有土地权不够，还得有相当大的农场（费孝通，1999d：261）。反观佃农的收入，通常是农产的一半左右，租金折合地价11%左右，而且冬收通常不付租，这比当时所有形式的贷款利息都低。况且农业收成逢荒年还减租，贷款基本不允许这种弹性；再加上田价不固定，农产品价格上不去，货币贬值又快的时候，买田肯定亏本（费孝通，1999d：262）。费孝通认为，对佃农和雇农的土地政策应该有所不同，佃农如果能有较大的农场可以租种，雇农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的实际利益比得到小块土地权大得多。也就是说，关键在于集中在农业里的劳动力是否能有效疏散出去，农业革命配合着工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