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大家，但是他的社会学思想在学界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潘先生学问弘富，除社会学外，于优生学、心理学、民族学等都有大量著述；二是潘先生的社会学著述大部分都是理论性的，这在注重经验研究的民国社会学界显非主流；第三个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潘先生的社会学“别具一格”，他并非像“燕京学派”那样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实现对中国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谢立中，2017；张静，2017），而是以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去理解和阐释西方的社会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进行了“社会学”的阐发。如果说民国时期的社会学是“西体中用”，那么潘先生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中体西用”，传统儒学在潘先生这里焕发着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看，潘光旦先生是社会学中国化真正的先驱人物（闻翔，2016）。 学界对于潘光旦先生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已经颇有成果。大部分学者是从学科入手，对潘先生涉及的诸多领域及专门论题进行了阐发，如“位育论”（吕文浩，1998；潘乃谷，2000；刘建洲，2003；沈伟，2009；徐磊，2018；谢志浩，2018）、优生学（李崇高，1999；蒋功成，2007）、教育思想（孙希磊，2002；金银，2012；海路，2012；刘易平、卢立昕，2015）、家庭与女性（吕文浩，1999，2005；张笑川，2006；杭苏红，2018a）、心理学（金其斌，2006；吕文浩，2004）、民族学（彭秀枢，1984；黄柏权，2000；潘乃谷，2012）、科学观（杭苏红，2018b），也有学者对潘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进行了专门讨论(吕文浩，2000，2009，2015；胡寿文，2000)。对于潘先生的社会学及其思想来源，吕文浩进行过相对零散的讨论，翟学伟专门讨论了潘先生的“伦”的思想，等等，大部分研究都指出了潘先生的社会学思想一方面与优生学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又以传统儒学作为基础，是结合了二者的思想精华（李玥，2004；翟学伟，2016；吕文浩，2017a，2017b）。这其中以张津梁的研究更为全面和系统，他着力于分析潘先生在位育思想基础上对社会中的个人定位的分析，称之为“儒家自我主义”，并将其放在民国思想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一方面以此为中心梳理了潘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另一方面进一步强调了潘先生思想中的儒学因素（张津梁，2019）。 潘先生缺乏专门的社会学著作，其社会学思想大部分散见于各种著述的章节和专门的论文中。但是这些论著散而不乱，并且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涵盖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教育各个方面，充满了极富启发性的真知灼见。本文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整理和梳理潘先生的社会学著述，力图勾勒出潘先生社会学思想的结构框架及主要观念，尝试更为深入地探寻这些思想的儒学基础，对他如何将传统思想加以时代的阐发，使其辉光日新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 一、天人之际 潘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攻读的是生物学学位，因此对于优生学、遗传学研究颇深。回国任教期间，他虽然以教授社会学课程为主，但是也在社会学系开设优生学等课程，出版了诸如《优生概论》《优生与挑战》《优生原理》等著作以及运用优生学研究社会现象的著作，如《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等。生物学、优生学尤其是民国时期流行的进化论思想无疑对潘先生的社会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构成了他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之一，但是生物进化论对潘先生的影响却与民国时期的主要趋势大相径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人人皆知的思想在潘先生那里变成了很多人不太熟悉、不易理解的“位育论”（杭苏红，2018）。 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末进入中国，以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为重要标志，并得到了比在西方世界远为迅速的传播和接受（余英时，1995）。此书先后出版了30多种版本，仅上海商务印书馆从1905年到1927年就先后再版24次（张明国，1996）。进化论是生物学理论，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被迅速接受，与中国思想中经世致用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中国，正急需破除旧观念、建立新的社会和伦理观念，进化论的到来适逢其时。虽然从理论上看，进化论实际上是一种强调“渐进”和“自然过程”的理论，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无论是革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以进化论发展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王中江，2005)。在倡导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家中，严复和康有为等一直坚持其“维新”的立场，而梁启超和谭嗣同则相对激进，对于优胜劣败、平等自由等观念提倡最力（王中江，2002；张曙光，2018）。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严复所译的“天演”一词与日本传来的“进化”一词被混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认为是社会演化的“公例”或“公理”，被认为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所谓“公理”，就是被国内的改良、维新、革命和唯物论等各种思潮所公认，并在不同程度上构成其理论基础，虽然很多人对进化论的了解并不深入而仅限于口号式的理解（王中江，2002）。潘光旦先生作为受到专业生物学训练、对进化论有着深入认识的社会思想家，虽然也将生物学及生物进化论作为其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基础部分，却提出了反对“进化”的社会思想，形成了逆当时潮流而动的“新人文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