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将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由此开启了对内实施市场化体制改革、对外融入全球经济的转型历程。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抉择。这种改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及其与域外经济的关联结构，使中国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经济体跃升为GD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显著增强，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支出和生活状态也呈现出持续改善态势。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处在新的起点和阶段，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使命。伴随经济的体量增长和能级提升，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转变，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就是一个例证。国内经济总量增长显著与结构问题加剧的失衡格局日趋突出，以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取代落后的社会生产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瓶颈。显而易见，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年的特定时期，人们需要纪念这场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转型，这种纪念的本质是要清晰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往历程，并以此探究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未来道路，毕竟中国现阶段仍处在这场转型的“进程之中”。由此出发，本文试图探究理解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基准，由此从多个面向阐释改革带来的实践绩效，进而厘清市场化改革的展开机制及理论含义。换言之，基准确定—绩效评判—机制分析—理论探究构成了分析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逻辑次序，这种系统化分析有助于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养料。 一、理解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基准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领域实施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这一转型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被概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迄今为止我国仍强调通过政府—市场关系调整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例如，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自然不能飞跃，历史也不能隔断，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理解市场化改革首先应具有历史的视角，即将改革视为嵌入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之中并具有历史承接和演变特征的经济现象。这主要是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我国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与1949-1978年的社会实践存在着承继和变革的关系。正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并由此在初始条件极端不利的情形下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才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后推动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正是因为此前的经济制度长期存在着运行低效率，国民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已进入极为危险的境地，我国才需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割裂前后两个时段，用改革之后的绩效完全否定此前的制度选择是不符合历史演变逻辑的。同样地，用改革之后的增长成就证明1978年的经济制度选择是完美的，也忽视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本身的历史演变性质。市场化改革4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结构性挑战，且总量持续增长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实践格局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实现更可持续、更高层次和更具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般过去时”，而是“正在进行时”。就此而言，理解市场化改革应将其放置在中国的长期现代化进程之中，将其视为连接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纽带”或“桥梁”。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实施市场化导向的体制转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会引致国民经济系统各个领域的变化，这种变化因进程的非均齐而呈现出结构性特征。因此，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除了坚持历史视角之外，还应秉持系统思维。这里的系统性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是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嵌入整个社会和政治框架之中，受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框架影响的同时又推动了这种框架的时序变迁。就市场化改革本身而言，这种改革的趋向是由中央政府依靠指令计划配置资源转向微观主体依靠价格机制配置资源，表现为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向企业和居民的放权让利，但微观主体的经济自主权扩大、各类市场的自发交易活跃内在地要求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市场机制对政府功能的取代，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提高和方式演变也是改革的组成部分。从实践绩效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包含但不囿于经济总量增长，中国经济改革40年不仅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急剧变化，而且引发了经济系统中不同部分相互关系的变化，理解市场化改革必须涵盖总量增长和结构变迁等多个维度。此外，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源于对世界格局的重新评判，且对内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的开放程度提高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与域外经济特别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紧密联结起来。因此，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绩效，理解中国经济的变革趋向必须引入全球因素，在跨国比较中形成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相对准确的认识。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理解市场化改革不仅需要对过往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而且需要探索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方案。服务于对经济持续发展的指引功能，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不能停留于演变轨迹刻画或发展绩效评价，必须透过现象阐释改革的展开机理和理论逻辑。只有从实践层面延伸至理论层面，人们才可能形成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规律性认识，进而更有针对性地确立未来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就此而言，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实践探寻至理论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需要。从理论上看，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过程，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能否依据市场信号自发地进行经济决策。换言之，市场自发引导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也随即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然而，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规模庞大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是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是对已有经济理论的直接应用，而且可能还需要基于自身特征对已有理论进行改造和转换。因此，在理论探究中关注一般性和本土化两个向度，也是准确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基准。这是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其隐含假设和适用条件，这些假设和条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往往并不相同。特定理论在不同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可能会产生差异化的效果，这种实践状况与理论逻辑之间的“紧张”也就蕴含着理论改进的契机。例如，产业政策理论通常假定政府具有足够的理性和内部激励，即政府能够判断产业发展方向且能够解决不同部门的激励相容问题，然而，詹姆斯·罗宾逊(2016)发现，产业政策有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但只有在政治环境合适的条件下，这样的潜力才能发挥出来。这意味着，将经济理论应用到特定经济体，必须注意理论逻辑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匹配问题，“通用理论在处理特定的、具体的现象时具有局限性。正如主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一样，通用理论对于历史差异和区域差异并不足够敏感”①。实践不会削足适履地契合理论，它本身的丰富性和动态性会推进理论的演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其经济发展通常会呈现出通用理论和本土特征交互作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为经济理论的融合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