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士治生这一社会现象，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至现在这段时期，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而且是多以研究史学，特别是研究经济史、社会史的专家学者居多，尤为突出的如台湾地区缪全吉的《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湾“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版)、李向民的《中国艺术经济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徐建融的《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1997年版)、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初稿刊于《知识分子》季刊1986年冬季号，后在内地出版发行)和《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刘晓东的《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等。学界前贤对此取得了不少成绩，这对明清经济史、文学、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专家，尤以陈美林、李汉秋、商伟等学者成就为高；对于《儒林外史》中的文士治生这一课题的研究，尤以顾鸣塘、日本大木康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为学界同仁所称道。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二章《从〈儒林外史〉透析江南士绅阶层的经济状况》中，利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探析《儒林外史》中江南士绅阶层的经济状况，对江南士绅的收入状况和物价与支出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第五章《〈儒林外史〉反映的出版活动》，对江南运河流域的文士从事选政和出版业以治生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探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上述专家学者对《儒林外史》的深入研究，对其后从事《儒林外史》相关课题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了借鉴，特别是顾鸣塘、大木康两位先生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成果，对笔者撰写本文给予了一定启迪。尽管如此，由于这两位先生的研究角度分别是从江南士绅阶层的经济状况和从事出版业的情形切入，而且多是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史的材料来处理，虽间接地涉及到《儒林外史》中的文士治生这一课题，却未深入探析吴敬梓对文士治生这一现象的深邃思考。 明清时期，文士治生现象非常普遍，其治生生态也一度影响到了一些文士的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尤其是在一些小说作品中多有展现，如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曾“躬耕于南阳”，其他名士如徐庶、庞统、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等，都是依附于乱世豪杰的杰出谋士。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几个文士如新科状元蔡蕴、进士安忱、秀才温必古、水秀才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一定的治生活动：蔡蕴、安忱这两位新科进士到西门庆府上打秋风，科考无名的下层文士秀才温必古和水秀才因生活窘境而到西门庆府上处馆①。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一八《杨八老越国奇逢》，描写了杨八老年近三旬，因科举不成而弃儒经商，到福建、广东一带做生意。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描写了成化年间苏州人文若虚起初因不善经营，将家业败光，后来随友人海外游览途中，机缘巧合，贩橘致富的故事。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三回《李月仙割爱救亲夫》，描写了书生王文甫因读书未成而继承祖业，弃儒出外经商。李渔《连城璧》第六回《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描写了书生秦世良年轻时，因家事萧条、不能糊口而被迫弃儒经商，先开小铺，后做海上生意，成了巨富。庾岭劳人《蜃楼志》中描写了苏吉士在其父死后，毅然继承家业，弃儒就商，拒绝皇帝钦召，不为高官利禄所动，成为清代岭南青年洋商的杰出人物。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篇章描写到书生因各种因素弃儒经商的情节，如《罗刹海市》描写了马骥出身于商贾之家，其父因年老“罢贾而归”，马骥在其父的劝说下，继承父业，弃儒就商；《雷曹》描写了乐云鹤科试屡败后，面临生计问题而不得不弃儒经商，经商半年就略有小成；《房文淑》中描写了邓成德因开馆授徒难以维持生计所需，无颜回家，遂弃塾师之业而出外经商，历经四年而获利归家。曹雪芹《红楼梦》描写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贾雨村的形象上，贾雨村未仕前主要是以卖字作文和处馆为生。沈起凤《谐铎·书神作祟》描写了一金陵书生出身于儒家，因读书不能致富而弃儒经商，等等。这些小说所涉及的文士治生的描写，多是依附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构建的需要，并没有以之为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小说中仅起到铺垫作用；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不同于这些小说，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摹写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②，他不仅在其诗文中对文士治生这一社会现象有所涉及，而且在其《儒林外史》中用大量的笔墨予以叙写。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用较大篇幅关注文士治生这一社会现象，主要因为明清时期士人的悲惨遭遇、吴敬梓的人生经历及其身边的现实情况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这对他创作《儒林外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深刻揭示了文士的这种治生生态，我们细读小说文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对文士身心的摧残是非常严重的，这主要体现在对士子的物质掠夺和精神摧残两个层面；另一方面也是文士治生的重要促进因素，为了维持不菲的科考费用和生计，下层文士不得不从事治生。文士的治生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但主要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长而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生方式，如处馆、卖字作文、操选政、游食、杂业，等等。文士的治生生态也一度呈现出恶化的趋势，一些文士为此汲汲于利，士品日下。这对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为何不吝笔墨地对文士治生这一现象予以细致摹写。从小说文本中也不难看到，文士治生所涉及到的领域有不少，主要集中在教育市场、文士游食两大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文士治生的普遍性和文化特色。 明清时期的这种文士治生生态对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文士治生的方式和面临的处境深深地影响了吴敬梓的题材选择。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绘了儒林的世态万象，既有同情和思考，又有批判和讽刺。尤其是对文士治生这一文化现象给予揭示，描写了一些文士的治生状况，并对下层文士，特别是未仕文士的生态不吝笔墨地描绘，试图引起世人的关注③。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造成的文士治生这一现象予以剖析，并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也许他并没有真正找到答案，但重要的是他的探索精神值得赞许。 一、吴敬梓的苦难经历对《儒林外史》描写明清文士治生生态的影响 吴敬梓因不善治生而致贫及其后的苦难历程是促使他在《儒林外史》中大篇幅摹写文士治生生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吴敬梓因不善治生，家族关系破裂，只身离乡来宁，开始了人生的悲惨历程：家境贫寒，饥不果腹，科举无望，陷入窘境，对文士阶层从事治生的社会现象有了切身体会，为他在《儒林外史》中用较大篇幅摹写文士治生提供了丰富素材。 吴敬梓虽出生于科举簪缨之族，曾祖辈“兄弟四人，四成进士”，祖辈亦多进士、举人，直至其父吴霖起，这种科举鼎盛的势头一落千丈，吴霖起只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才做到江苏赣榆县教谕，一生不得志，家道中落。吴敬梓虽曾中过秀才，但他十三岁丧母，“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弱冠时，其父吴霖起又死，自己乡试落第，发妻病亡，因吴敬梓不善经营，亲族侵产，家道日乏，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