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9)01-0144-09 “‘行记’系‘行程记’的省称.又名，‘行纪’‘行录’等，独立成书，按时序记录旅程见闻，兼及考辨、议论等内容。”[1]117清代行记发达，专述或者涉及蒙古地区行旅的作品就有50多部。行记除记录旅程见闻外，还涉及地理、古迹、碑碣、风土及文化景观等，具有史部地理类著述的特色。所以行记在史学研究领域颇受垂青，尤其是清代嘉庆、道光以来，世风丕变，西北史地研究广受重视，对相关行记的学术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著名学者如王国维、冯承钧、季羡林包括汉学家沙畹等都有相关著作。行记在文学研究领域却长期处于背景和佐证地位，通常只被作为文学史料提及，直接作为研究对象并不多见。这种状况近年已有较大改观，特别是宋代行记，愈益引起学界的重视。①但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清代蒙古行记的成果仍然较少。②本文拟从这类行记展现的地理空间、书写的地方性知识及艺术风格的新变等方面，透视清代蒙古行记的普遍价值。 一、地理空间的展现 行记以行旅为记述对象，具有时空交融的文体特征。清代的蒙古行记，数量众多，作者身份复杂，他们到蒙古地区旅行的背景、目的不同，行走的路线有别，经行的地域空间也自然不同。通过作者的往返移动，塑造出不同的空间背景。这些空间主要包括三类：汉族聚居地区、蒙古族聚居地区以及其他民族聚居地区，其中又以汉族聚居地区和蒙古族聚居地区为重点。这些作品对蒙古族聚居空间的展现尤为具体，突破了金元明三代蒙古行记表现的范围，向着更远的西北、北方、东北乃至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聚居地区拓展，使行记作者的地理视域更为广阔。 从行记发展历史来看，蒙古行记出现在金末元初，金元明时期作品不多，比较著名的如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张德辉《岭北纪行》、刘郁《西使记》、刘佶《北巡私记》、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北征记》、袁彬《北征事迹》、李实《北使录》等。与宋代出使北方的行记相比，这些作品表现的空间在西北、北方做了巨大开拓，使行记表现的空间延伸到清代历史所言的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族地区。到了清代，蒙古行记表现的范围继续扩大：一是向更远的西北延伸。清代之前，行记写西北最远者莫过于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笔触已及西亚的阿姆河流域撒马尔干地区。而清代图理琛(1667-1740)的《异域录》，已经写及伏尔加河地区。这部作品“乃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图理琛以原任内阁侍读奉命出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越俄罗斯国，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回京师复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风、物产以及应对礼仪，恭呈御览，冠以舆图。次随日纪载见闻，其体例略如宋人行记。但宋人行记以月日为纲，而地理附见。此则以地理为纲，而月日附见。所历俄罗斯境，曰楚库柏兴，曰乌的柏兴，曰柏海尔湖，曰尼尔库城，曰昂噶拉河，曰伊聂谢柏兴，曰麻科斯科，曰揭的河，曰那里本柏兴，曰苏尔呼忒柏兴，曰萨玛尔斯科，曰狄木演斯科，曰托波尔，曰鸦班沁，曰费耶尔和土尔斯科城，曰费耶尔和土尔斯科佛落克岭，曰索里喀穆斯科，曰改果罗多，曰黑林诺付，曰喀山，曰西穆必尔斯科，曰萨拉托付，曰塔喇斯科，曰托穆斯科，曰伊里木城，皆其大聚落也。其地为自古舆记所不载，亦自古使节所未经”[2]卷七一《异域录》提要。 其二，就漠南、漠西、漠北蒙古地域而言，清人表现的范围更广阔，涉及的地理空间更丰富。清朝初年，漠南蒙古地区首先被纳入清朝的版图，此后漠北喀尔喀诸部也相继与清廷修好，漠西的卫拉特蒙古诸部所在地域在准噶尔汉国覆亡后，终纳入清朝版图。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在漠西地区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清朝大一统事业完成。 清代记叙漠南蒙古地区的行记最多。漠南蒙古地域广阔，东部地区主要分布着大兴安岭地区的阿禄蒙古诸部。③嫩江流域是长期独立于蒙古六万户之外的科尔沁部。相邻而牧的是分布于西辽河和辽河流域的内喀尔喀五部。④记录这些空间特色的有满洲正白旗辉发那拉氏麟庆所作之《奉使科尔沁行记》，所录为咸丰七年(1857)作者奉命前往科尔沁达尔汉亲王旗致祭惇恪亲王之女和硕格格之事。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文祥所作之《巴林纪程》，记录咸丰七年(1857)作者奉旨前往巴林札萨克已故贝子多尔济萨穆鲁布之游牧赐奠事。另外方式济《龙沙纪略》，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西清《黑龙江外记》、萨英额《吉林外记》、吴桭臣《宁古塔纪略》等作品也对这漠南东部蒙古族地域有所涉及。 处于漠南蒙古中部地区的是察哈尔部，共有八鄂托克。⑤分布于老哈河以东，广宁(今辽宁北镇县)以北的辽河套地区。记叙这一地域的行记有高士奇《松亭行纪》《塞北小钞》、张玉书《扈从赐游记》、汪灏《随銮纪恩》、查慎行《陪猎笔记》、余宷《塞程别纪》、马思哈《塞北纪程》、李调元《出口程记》、胡季堂《扈从木兰行程日记》等作。 处于漠南西部地区的是俺答汗后裔土默特部，共有六部十二哨(鄂托克)，主要控制山西大同边外归化城和土默川地区。⑥韦坦《归化纪程》、麟庆《奉使鄂尔多斯行记》等作品对北京至漠南西部地区沿途山川地貌多有描绘，兼及当地的习俗、礼仪、人文景观等。 清代漠西伊犁地区(即今天新疆伊犁地区)是极边之地，朝臣获罪，多发往那里从军赎罪，因此许多大臣被谪戍此处，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十年八年。这些人多为科举出身，且有一定的资历和从政经验，至贬所后，大多得到当地将军的善遇。他们有的协助将军处理军政事务，有的搞社会调查，编纂地方图籍，有的著书立说。返回内地后，多有记述其在贬所见闻的著作问世，其中就有诸多行记。如谢济世(一说为佚名作)《西北域记》(亦名《戎幕随笔西北域记》)、洪亮吉《伊犁日记》、祁韵士《万里行程纪》、方士淦《东归日记》、林则徐《荷戈纪程》、赵钧彤《西行日记》、杨炳坤《西征往返记程》等。这些行记记载行程颇长，如祁韵士《万里行程纪》记载自京师到伊犁行程，共有10700余里。方士淦《东归日记》和林则徐《荷戈纪程》所记载的都是自西安至伊犁惠远城之间的行程，区别是方士淦记事始自惠远城终止于西安，而林则徐恰好相反。除了这些贬谪文臣所作的行记外，倭仁《莎车行纪》和宜珍《额鲁特行程日记——查勘伊犁沿边卡伦界碑》等作也是以漠西蒙古地域为记叙中心的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