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8)06-0121-06 园林，不仅是士夫文人栖居、娱乐的空间场所，更与文人人格、价值、审美密切相关。唐代文人在魏晋六朝园林发展的基础上投身到园林建构的热潮中，并以诗歌为媒介，对园林别业进行吟咏与题写，数量众多，形式灵活，推动了题园诗的发展与兴盛。而题园诗兴盛的背后，凝聚了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园林既是权贵们追求方外之名的绝佳途径，也是士人们表现自适生活的舞台，更是仕途失意者抒发不平与无奈的情感载体，三者并存而又此消彼长，在嬗变中完成了园林观的多元建构，促使园林文人化性格的形成。因此，唐代文人以园林别业为题写对象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本文拟研究之。 一、题园诗的出现与兴盛 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皇家官苑与私家宅园的发展，以园林为题咏对象的诗歌作品逐渐增多。发展到唐代，唐代文人对园林的题写更进一步，出现了以园林为题写对象的题园诗，数量众多，题写方式也灵活多样。 魏晋时期，园林主要伴随游宴活动出现在诗歌中。魏曹植与曹丕分别作有《芙蓉池诗》与《芙蓉池作》，二人都以西园中芙蓉池为描写对象，创作起因是建安十六年(211)的西园之游。再如发生在晋元康六年(296)与永和九年(353)的金谷园宴集和王羲之之兰亭集会，两次盛会也产生了多首园林诗作，如潘岳的《金谷会诗》，以及孙绰、谢安、孙统、袁峤之、王徽之等人的同题创作《兰亭诗》，这些诗中，园林的主要功用是作为宴集场所，还未成为独立的审美观照对象。刘宋时期，出现了以园林为专咏对象的诗歌。谢灵运的从子谢庄有《北宅秘园诗》，写宅园之美与身居宅园的闲逸之情，园林成为诗歌吟咏的主角。随后，谢朓随同萧子隆赴荆州，在荆州留下了联句诗《纪功曹中园》，以纪晏中园为联句对象。继谢庄、谢朓之后，对园林的题写日益增多，如梁简文帝萧纲有《山池诗》与《山斋诗》，庾信更用诗歌吟咏了自己的小园庭，有《园庭》一诗。将园林作为诗歌的吟咏对象，与魏晋六朝时期的园林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然而，这一时期的园林题写不仅数量少，而且将园林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意识还有待增强，真正将园林作为题写对象的题园诗要到唐代才逐渐涌现并形成规模。 初盛唐之交，出现了以园林为题写对象并明确以“题”为标志的题园诗。贺知章有一首《题袁氏别业》，“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1]1147全诗以袁氏别业为题写对象，并明确以题写之，虽然少园林景致的描写，但全诗充溢着闲适的园林情调，《唐诗笺注》评曰：“闲适之情，可消俗虑；潇洒之致，可涤烦襟。”相比贺知章纯写胸襟，苏頲的《题寿安王主簿池馆》则更为具象地描摹了园林的地理位置、景致及文人的游赏活动，“洛邑通驰道，韩郊在属城。馆将花雨映，潭与竹声清。贤俊鸾栖棘，宾游马佩衡。愿言随狎鸟，从此濯吾缨。”[1]800虽然此时也有诸如《和石侍御山庄》《安德山池宴集》《唐都尉山池》等诗，但与之作为宴集场所或者入诗对象不同，《题袁氏别业》与《题寿安王主簿池馆》明确专为园林而题，题写意识更为鲜明。 发展到盛唐，明确以园林为题写对象的题园诗逐步增多。蔡希寂有《同家兄题渭南王公别业》，王维有《戏题辋川别业》，祖咏有《题韩少府水亭》，綦毋潜有《题沈东美员外山池》，孟浩然有《晚春题远上人南亭》，李白有《题金陵王处士水亭》，岑参有《初授官题高冠草堂》，郭良有《题李将军山亭》，高适有《涟上题樊氏水亭》，李颀有《题少府监李丞山池》《题綦毋校书别业》《题璿公山池》。虽然数量有限，但从其题写上来看，有对他人园林的题写，也有对自家别业的题写，有权贵园林，有士人别业，更有逸人、山人之园林，为中晚唐题园诗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基础。 园林的营造经盛唐发展至中晚唐呈逐渐兴盛的态势，正如吴功正先生所言：“中唐士子的主要成分是一批新科进士，在功名层次上，他们较盛唐强多了。……但是，他们很会生活。盛唐士子的仗剑远游为髦，中唐士子则善营园林，造成人力加工的自然山水，以满足自己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与审美的需要。”[2]中唐以来，“中隐”之论普遍为士人们接受，越来越多的文人“结庐泉石”，题园诗的创作也随之兴盛。 盛唐、中唐转折期的钱起就写有多首题园诗，如《题温处士山居》《题苏公林亭》《题萧丞小池》《题樊川杜相公别业》《春暮过石龟谷题温处士林园》《题秘书王迪城北池亭》《题崔逸人山亭》《题郎士元半日吴村别业兼呈李长官》，题写数量之多在初盛唐时期是较为少见的。中唐以后，白居易每到一处即兴建园林，并且创作了大量园林诗歌，题园诗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方面。有题他人园林者，如《题杨颖士西亭》《题王侍御池亭》《题韦家泉池》《题崔常侍济上别墅》《题平泉薛家雪堆庄》，也有题自家小园的，如《自题小园》《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重题别遗爱草堂》；有单独为某一座园林题写，也有集体性的题写，如《题洛中第宅》《寻春题诸家园林》；更有在新的园景建成后邀请友人一同题写，如白居易在新葺水斋之后将《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一诗寄给友人，刘禹锡作《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十四韵兼命同作》，雍陶作《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斋招赏十二韵》进行酬和。对园林别业的题写，在中晚唐时期已经渐趋丰富和成熟，不仅数量远超前代，且题写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留题”“别题”“闲题”“戏题”“寄题”，等等，题园诗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题园诗大量涌现的背后是唐代文人对园林的赞美、钦羡和情有独钟。清代画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画家因心造境，以手写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在笔墨有无间。”画家在笔墨之间别创一种灵奇，诗人也在对园林的题写中投注情感，赋予人为的知觉建构，在这种审美建构中，蕴含了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王毅在《中国园林文化史》中认为园林在士大夫文化艺术体系中拥有显著地位，不仅仅因为它给士大夫提供居住环境和文化活动场所，核心是“对士大夫相对独立的人格、精神、情趣的追求。”[3]园林之于士大夫，又或士大夫之于园林，两者已经融合为一，唐代文人创作的大量题园诗无疑为我们了解其园林观提供了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