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2-0001-06 当前,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成为高等教育界最热门的议题之一,中国的高等学校正以学科专业为切入点,统筹推进高等学校的发展。但在这一热潮中,也存在着一股头脑发热的倾向,一些人不去寻找大学存在的问题,而以现有的知识去理解当前大学所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因此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极有可能在实施“双一流”政策时蜂拥而上,出现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为此我想从一个大学教师的角度,看看我们身临其境的大学在当代所处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冲击下大学的知识生产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以及面对这样一些新的大学发展问题,大学的“双一流”政策应如何理解和落实。 一、大学的知识生产功能 人类的知识生活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储存、传承和创新知识的过程,就此而言,大学的知识生产一般应具有三大功能:第一是知识储存功能,是指对知识进行分类和管理的过程;第二是知识传承功能,是指一种交流和继承知识成果,取得间接经验的过程;第三是知识创新功能,是指新知识的发现、开发和应用的过程。大学功能的发挥主要就是指大学知识生产的这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大学一直就是最重要的知识储存和传承场所,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因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尤其体现在对知识所具有的配置力(Knowledge Distribution Power)上,这是一种把所储备的知识总量进行有效传送的能力,其功能在于为知识生产及时有效地提供相关的知识信息,保证知识生产得以持续进行。与大学知识生产相关的知识配置包括许多方面,如在大学内部,知识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研究团队以及不同研究项目之间的配置;在大学外部,知识在大学与大学、大学与研究机构、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配置;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知识在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或者在知识的再利用和知识组合方面的配置等。可以这样说,知识配置的效率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大学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知识配置力,可以大大提高知识存储和传承的效率并降低知识生产的风险。 然而知识的储存、传承最终都是为了创新知识。不同国家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发展的阶段有先有后、发展的水平有高有低,究其原因,创新能力的发挥程度是一个主要因素。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本着满足社会需求或个人的好奇心而利用已有的认知条件和物质条件,提出有别于常识或常规的新见解、新方法、新因素、新路径,并进而改进原有事物或者创造新事物,获得某种有益效果的行为。对于大学而言,知识创新是一个通过探求和积累新知识,增加知识附加值的过程。如此理解的创新可以是发现、整合、更新知识的过程;可以是揭示事实与现象之间关系,建立某种科学理论的过程;也可以是把科学成果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创造和应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采用新经营管理模式的过程。尤其是在今天,大学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的发挥,如何利用大学的创新功能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始终是创建一流大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二、大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以知识生产为参照,大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大师为主导的大学发展,无大师无以为大学,大师成为大学的重要标志。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大学。这一阶段的大学内部分布着若干基于共同知识兴趣而形成的学者群体,这些学者群体通常都由若干权威的专业人员即大师作为核心,以师徒制作为连接群体成员的纽带。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的、个体式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目的模糊、联系松散、以书斋为其主要场所的知识生产,我把这一阶段的知识生产叫做前知识生产阶段。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学的面貌大抵如此。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上的大学,那时的大学里可谓大师聚集,各领风骚。他们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让人高山仰止。这些学界翘楚决定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对大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曾听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普利高津的报告,去过启功、白寿彝的家,目睹过大师的丰采,领受过大师的威权。等到后来我自己做了教授,这些大师都已退出了大学的历史舞台,大学早已是今非昔比。因此钱学森曾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我的学生也曾问我:“为什么现在的大学里再没有大师了?”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再有大师的身影?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引领风骚的人才?我也曾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想来,是因为当初的大学环境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智能时代的大学环境完全不同。当年的大师们是处于一个以个体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前知识生产阶段,知识创新的方式方法简单、组织形式落后,创新周期缓慢,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可以长时间地发挥权威性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享有极其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今天的大学之所以培养不出大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的知识生产已经进入了创新1.0甚至创新2.0时代,知识创新的面貌由此被彻底改观。不仅中国的大学如此,外国的大学何尝不是如此,当代学者的学术影响同样远不如昔日大师。试问今日之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能记住的有几人?为此我们不能不感叹,大师的时代已矣!我这样理解是因为我相信,所谓的大师其实带有时代的特征。在社会发展进程缓慢、知识生产效率低下、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比例很小的时代,能站在学术领域峰顶的能有几人?他们是凤毛麟角,理所当然地被奉为大师。为此我给所谓的“大师”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当绝大多数人都跪着时,站着的那个人就是大师。如此定义绝无贬义,虽具有片面性,但却揭示了所谓大师的要害,即当人们都站起来的时候,大师的神秘纱幕就被揭开了。今天,教育的普及程度已远超当年的大师时代,人们的学识、眼界、判断、自信都大大提高,因此大学里的学者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长时间地引领风骚,其影响力多则十余年,少则三五年,如此而已。因此我才敢说,今天的时代已经远离了当初的大师时代了,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大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