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4.2、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9)02-0195-06 《史记》首开民族史传之先河，共记载少数民族列传六篇，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汉书》沿袭了这一史学传统，整合六篇列传为三篇，补充遗漏，续写后事。作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民族史学篇章，《西南夷列传》吸引了不少优秀译者的关注。伟烈亚力、华兹生、倪豪士等先后进行了译介，其中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史记》、《汉书》之《西南夷列传》的郑德坤译本(以下简称“郑译本”)由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于1945年出版，是爱国知识分子郑德坤面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学术努力。1946年，国际知名英文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16卷甲种全文刊登了该译本，题为《英译西南夷列传》，有效拓展了该文献在海外的传播。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换言之，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自我建构。从现实意义上看，文化自觉集中体现为文化主体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理性认知与自由抉择，并基于不同文化间互通互惠的信念，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反思和重构，进而实现对民族文化传承和超越的现实诉求。毫无疑问，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须植根于文化自觉的深层意识。鉴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是体现民族文化特征的代表性篇章，本文以郑译本为个案管窥文化自觉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多维表征，旨在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一、《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对外传播 (一)译介缘起 翻译是以译者为行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到特定时期社会历史条件、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郑德坤翻译《西南夷列传》不仅与当时的华西边疆研究热潮密切相关，还与国内的民族一统思想深度契合，并得到出版机构的大力支持。1920年代以来，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外蒙古在苏俄支持下宣布“独立”，外国势力不断插手中国西藏和新疆事务。当时的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稳固边疆的重要性，试图通过“蒙藏委员会”等机构来化解民族矛盾，强化区域治理。与此同时，纷乱的国内战争使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不断高涨；“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的成立，更使国民政府忧虑重重。为了稳定华西边疆时局，国民政府在涉及民族问题时通常使用“边疆”一词来替代“民族”，借助“边疆”的文化内涵来强调政治统一[2]。1935年，蒋介石、宋美龄作为荣誉会员加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边疆研究的重视程度，学术研究也由此上升至政府战略高度。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3](P595)。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体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客观上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抗日战争期间，西南地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华西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凸显，边疆研究热潮随之出现。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郑译本的主要赞助人，同时也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学术重镇，二者都依托1905年西方教会创建的华西协和大学。1928年1月，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其目的是促进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霍尔的遗产捐赠，资助范围包括文学、历史、语言、哲学、宗教、民族、考古、艺术、博物馆、图书馆等领域研究，其中有30万美元分配给华西协和大学。这部分资助极大地推动了华西协和大学的中国文化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和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当时为数不多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郑德坤拥有皮埃尔·布迪厄所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这种资本优势毫无疑问为《西南夷列传》的译介与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郑德坤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师从顾颉刚、容庚等名师，后于1941年获哈佛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良好的教育背景使郑德坤具备了扎实的中文功底和深厚的英文造诣，学术成就斐然。其中，英文著作百余部，学术研究论文近百篇，涵盖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被誉为“四川考古学之父”。 郑德坤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固有特质具有深邃的洞察力，特别关注边疆民族群体的心理意识，其民族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性，彰显了其所处时代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郑德坤曾多次提及“天下一家”的家国情怀，在关于《水浒传》的英文演讲中称：“显而易见，贯穿《水浒传》这部小说的主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赛珍珠的英译本也以此为标题。这是中国社会的最高理想。司马迁把中国所有的民族的起源，全数归纳为黄帝的后裔，使天下一家具体化，成为历史的事实。”[4](P17)郑德坤在英文专著《中国人的世界：为“天下一家”而努力》中又指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裔，和汉族都有血统的关系。边疆的民族如匈奴出于夏，朝鲜出于燕，滇出于楚等等都是显著的例子。这是中国史学的正统观念”[5](P22)。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田意在为郑德坤《中华民族文化史论》所撰序言中提及：“近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于是步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变动时期。处此非常的时期，人们自然会作出一些非常的反应。许多持有极端思想的人认为西洋文化样样皆好，恨不得把它捧到天上去。相反，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无一是处，恨不得把它整个消灭掉。”然而，“郑先生在本书里针对这个时病，心平气和地对中国文化作一个总的检讨，并特别指出其‘天下一家’‘人文精神’‘中庸之道’等等优点。从恢复中华民族自信心一点来说，本书没有问题，是能够起积极作用的”[6](P2)。由此可见，郑德坤翻译《西南夷列传》的动因不仅是对外传播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着力揭示中华民族弥足久远的多元一体特性，努力使民族一统、天下一家的深层意识得以“显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