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2.008 一、新文化运动中“家”作为问题 传统家庭以及其遵循的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胡适总结的新思潮研究的十大问题中，与家庭有关的问题独占其五。它们分别是“(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①但在这场运动中，说是研究，实际上激情和情绪的表达要远大于理性探究的成分。无论是胡适称颂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还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揭露的“吃人的礼教”，似乎都更多地是文人在表达一种控诉、一种立场，宣泄种种不满的情绪。其实胡适在对新文化运动所作的总结中，就把基于这种不满的评判的态度为新思想的意义所在：“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② 这一点也最鲜明地体现在胡适本人对家庭问题的“研究”上。在此过程中，他把输入西方“学理”与问题的“研究”结合了起来，结合的成果则体现在《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以及胡适自己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当中。在他看来，“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而他对家庭的写实，又最集中地体现在戏剧《玩偶之家》中。剧中对丈夫逆来顺受、形同玩偶的主人公娜拉经历了个人觉醒，终于为追求个人自由、反抗家庭压制而出走。这就是著名的“娜拉出走”事件，其影响力和代表性从巴金在其《家》中安排觉慧离家出走中、从后来大批五四青年选择与家庭决裂中就可见一斑。而胡适把易卜生为家庭和社会所写的“实”这样总结成“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③ 当然，这个“易卜生主义”也符合胡适所谓“新思想”的核心意义所在：出于心里的不满、摆出评判的态度然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样的新思想似乎思想性并不强，即给不出什么切于事实分析以及相应的方案和对策，而只是一味主张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仿佛只要做出评判就一定意味着一种进步了的思想。胡适笔下的易卜生把社会问题简单化为个人问题的，亦即只开脉案不开药方的：社会太复杂，全靠你自己。然而，易卜生是这样的吗？鲁迅就有不同的看法。 二、鲁迅对娜拉出走的反思 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上，鲁迅做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问题。并由此引出一系列对娜拉走后可能遭际的命运的探讨。这些探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梦醒与出路 首先，鲁迅引入了人需要谋求生计的现实情境，将之与个性觉醒和充分发展的理想两相对照。前者被他比作路，后者比作梦醒，而个性依然蒙昧未觉的状态就宛若梦中了。理想与现实间的紧张被鲁迅一语道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④对梦醒并准备上路的娜拉，路上最要紧的是钱。因此，“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⑤娜拉继续做梦的可能性丧失了，而堕落或回家也非鲁迅考虑的重点，于是只剩下富有这一种可能性。接下来，鲁迅用经济权取代富有继续进行讨论。通过该用语的转换，娜拉走后的个人命运就伸展成一个社会问题：“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⑥ 2.经济权的分配问题 鲁迅认经济权为个人自由的基础。就算基本生计有所保障自由也不必然，然而无之却必不自由。胡适抽象地赋予了自由以责任、个性发展、自我塑造等内容；鲁迅却无心展开如何自由的话题，而是转而思考自由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经济权的分配。既然经济权的现实分配并不“平均”，那么简单易解的解决方案便是在家庭和社会中实现男女经济平权。 目标很明确，手段却犯了难，鲁迅写道：“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能指望拥有这种经济分配权的人和平而主动地进行这种平均分配，这些人会随着自己年龄和地位的改变，忘了其年轻无权时同样有对经济权的要求，而只会抓住现有的权柄不放。既然如此，要进行何种比要求参政权更剧烈的战斗呢？鲁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相反留下了更多的疑虑。就算平均了经济权，世上还有其他权力关系，有各种事项“被人所牵”，根本不可能彻底平均。退一步说，就算经济权得到均分，也反而可能刺激人们对他种权力不均的敏感。于是，面对可能无休止斗争的社会权力关系，鲁迅发现似乎这个世界上，傀儡反倒是常态。在描绘“娜拉走后怎样”的小说《伤逝》中，他为中国版娜拉——子君安排的命运正是在种种罗网中死去。⑧因此他只好退回来，暂时满足于经济平权，“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满足于暂时应对一个紧迫而切近的社会问题，“一面再想别的法”。⑨ 3.社会革命的启发 鲁迅并未止于此，他进一步假设，如果娜拉不是一个普通人物，而是“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的志士，⑩就又展开了另一种可能性，也即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但是，接下来，鲁迅引述了《药》里描绘的一对经典的形象，即一面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另一面是无动于衷、仍被巫魅占领头脑的群众。(11)鲁迅想说的是，相比娜拉因经济权不均而不得自由，群众的看客心态更是让志士的努力付诸东流的根源。文中多处暗示那个时代中国革命的问题所在：革命者与“群众”无法生出交涉，因而与社会无涉。因此，这能启发职业革命家觉悟到革命对象不能仅限于政治和经济权利，还要深入对“群众”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改造中去。在鲁迅看来，改变麻木的群众需要鞭子，即强权和强力。但鲁迅身为文学家无法“确切地知道”“从那里来，怎么地来”；这要交给不畏艰难、“韧性的战斗”着的职业革命家，其天职就是把握革命形势，制定和改变社会革命的纲领、方针、政策。这些是社会革命之鞭的鞭柄，是把看客逼上戏台、让旁观者成为当局者、使群众运动起来的革命之鞭的发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