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对鲁迅来说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当天他在日记中记下：“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① 正如当代一些研究者所试图证明的，对许多当时的亲历者而言，1919年5月4日所携带的重大历史意义，并不是在当天就立刻让人感觉到的，而是在后续的多次叙说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鲁迅日记中所记录的这“平凡的一天”就是一个佐证。然而，如果说这种“建构论”在某种程度上尝试拆解和松动过于僵化的“五四”解释框架，以显露出其背后的另一个更真实、鲜活的“五四”，那么鲁迅的言说也同样是悖论式的。作为一个时时要戳穿“纸糊的假冠”的人，“新文化运动”的“名目”亦在鲁迅揭起之列，②然而，移居上海后的鲁迅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五四”以及由“五四”带来的新文化蓬勃生气和战斗精神构成了“文化城”北京真正的荣光。③在“五四”之后的分化和落潮时期，朋友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只留他一人“荷戟独彷徨”于旧战场，亦成为鲁迅难以忘怀的隐痛。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鲁迅并不是不清楚“五四”经由种种叙述“层累地造成”的过程，但这无损于他对某种“五四”精神的长久忠诚——或者可以说，鲁迅所忠诚的“五四”，并非组成那一日的物质细节，而恰恰是将其构建为一个精神空间的种种言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践。 不难设想，在“五四”逼近100周年之际，种种对于“五四”的回顾连同争论，又将借纪念之名浮出水面。这并不是新的现象。周策纵即指出，由于“五四”知识分子在运动之后不久走向分化，“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成就及其真正的领导者等问题迅速成为焦点”，④有关“五四”的回顾从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解释的战场。周策纵在20世纪70年代将争议各方的观点总结为三种：自由主义者认为“五四”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认为“五四”招致了中国的大灾难，共产党人则将“五四”放置在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延长线上，将其界定为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⑤“五四”90周年之际，杨念群指出存在着五种“五四八股”：作为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五四”；“面目狰狞”的“反传统”的“五四”；以批判“五四”为出发点为兴国学正名；从“个人解放”之成败来判定“五四”的意义；作为一场纯粹文化运动和学术积累、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五四”。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关于“五四”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言说，促生了逼近历史现场和还原真相的冲动。然而，正如鲁迅的态度所提示的，检讨“五四”的悖论恰恰在于，我们可能想象一个仅仅存在于某个确定“现场”和“真相”之中的“五四”吗？我们可能把有关“五四”的不同解释平行地摊开，然后从中择取一个最“客观”和最“中立”的吗？还是说，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百年来不断被占领的“象征空间”，“五四”被反复组织到不同的叙述和文化与政治力量之中，这个立体的、具有时间性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五四”的前提？ 在后世的回顾中，周策纵的自由主义、保守民族主义与传统主义、共产主义“三分法”提供了一个简明同时影响深远的分析框架，某种程度上，杨念群所谓的不同“五四八股”亦可归纳合并入上述“三分”之中。上述三种立场之中，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解读方式出现较早，几乎与“五四”同时发生，而共产党人的解读方式则要等到1939-1940年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时才告正式成熟——尽管在此之前，这一叙述当中的许多因素已经存在了。这一解读方式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主导大陆“五四”历史叙述的声音，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挑战和冲击。尽管正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所指出的，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由不同群体各自所处的立场而来的不同“五四”面相(连同这些面相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始终存在的，⑦但仍然可以说，40年代和80年代构成了两个关键性的时段，在两个时段之后，分属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解读方式之间力量对比的图谱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40年代之前存在的两种主要的“五四”解读方式可归结为“文化启蒙”式的和“政治运动”式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等人强调和放大“五四”的文化面向，并反复重申1919年5月4日当天作为街头运动的政治事件事实上中断和阻挠了文化启蒙的开展，⑧这最为典型地呈现出了他们对“五四”遗产的基本取向。另一方面，以孙中山和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们倾向于主要将“五四”理解为一场色彩鲜明的学生爱国运动，不赞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流露出来的那种与中国传统相断绝的激进诉求，这种取向则与前者形成了张力关系。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摇摆在二者之间。一方面，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发展不啻是用“阶级”的范畴进一步扩充了“文化启蒙”的对象和范围，另一方面，进入30年代之后日益显明的民族危机又必然要求左翼知识分子们在反思“五四”、肯定民族存续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五四”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榫合，民族主义的和文化启蒙的诉求以“反帝”和“反封建”的形式被整合为“五四”的双重性质，从而确立了“五四”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无可取代的位置。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五四”叙述带有极强的策略性，它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缝合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学理上的超越，不如说是出自强烈地论证共产党人革命合法性的冲动。也无需置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叙事能够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迅速取代自由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成为主导叙述，依托的是新政权所提供的现实政治力量的背书。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叙述当中所携带的强烈的“政治”因素(及其在建国后的不断强化乃至泛化)，引发了“新时期”以来对毛泽东所确立的经典“五四”叙述的拆解。在80年代以来针对“五四”的重新叙述当中，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在1986年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开篇，李泽厚重新区分了两个“五四”：“‘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⑨这一区分所完成的，不仅仅是回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作为“文化启蒙”的“五四”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间的对抗关系，而且将191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历史叙述为后者对前者的压抑和扭曲：在“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必然要遮蔽“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从而，“救亡”的迫切需求逐渐压倒了“启蒙”的渐进改良。⑩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潜藏在“救亡压倒启蒙”论背后的实际是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时代感觉，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五四”的重新解释与他们认知80年代与文革的方式互相重叠，从而，伴随“救亡”革命而来的巨大暴力被归咎为中国的“传统”或“封建”因素，80年代则被想象为朝向“现代”和“启蒙”开放的一个新“五四”阶段。(11)尽管作为一种历史解释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挑战和质疑，(12)其知识根源和历史前提也经由此后的许多批评被陆续揭示出来，(13)但是，90年代的后冷战和“告别革命”氛围以及学科建制化与学术操作精细化，却毋宁说进一步发展和确证了“救亡压倒启蒙”论中的一些结构性阐释因素——如政治与文化、直接行动与间接启蒙、集体主义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对立——尽管有时并不处在李泽厚本人的逻辑延长线上。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例子是，李泽厚曾将传统/封建视作救亡走向暴力、压抑个人自由等启蒙对立面的症结所在，当代的保守主义者们则视革命冲动本身为一种必然招致灾难的“现代”顽疾，双方的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却分享着共同的前提，即把“五四”到文革的革命序列视作中国危机的根源和应被克服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