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9)02-0112-12 “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研究文化与地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地理既指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也指作为理论视角的文化地理。就文学批评而言，文化地理成为其重要的基础方法和理论视阈是伴随着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而发生的。如果说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曾被时间话语和历史话语所主导，导致文学批评重视时间轻视空间，那么在20世纪后期即福柯所说的“空间的时代”，文学研究则发生了“空间转向”的范式转型。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使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的联姻从自发走向自觉，凸显出文化地理学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 将文化地理纳入文学研究视角，引发了文学批评的爆发式创新，催生出文学地理、文学地图、文学景观、地理诗学、空间批评等一系列跨学科文学研究。而文化地理之所以能够激发文学批评的创新活力，一方面源于文学与地理之间天然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源于文化地理学强烈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气质和动力：这种气质和动力不仅使文化地理自身经历了从旧文化地理到新文化地理、再到非表征文化地理(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y)的裂变和发展，而且这种不断质疑和革新的精神也与文学批评所秉承的反思传统一拍即合，促成了文化地理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的对接和碰撞，二者在对话和交流中滋养了彼此学科的内涵，也促进了文学地理学交叉学科的深化和发展。 文化地理的系谱 文化地理按时间分为1980年代之前的旧文化地理和1980年代之后的新文化地理，前者通常被称为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后者被叫作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新旧文化地理之争虽常被喻为文化地理的“内战”(Duncan，“After”401)但这场学术观点的激烈交锋不仅使文化地理的学科定位和方向变得越加明晰，也使文化地理更符合时代需求，奠定了21世纪文化地理的雏形轮廓。 回顾文化地理一路走来的学术轨迹，贯穿始终的是“地理”与“文化”两条线索的交织发展：其一是地理学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im)、环境或然论(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人文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循序嬗变；其二是关于何为“文化”的反复论争。关于地理学最初发展的概貌，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论文《地理与探险家》中清晰勾勒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想象期”(geography fabulous；3)，是早期科学与神话的结合，发生在16—17世纪，通过绘图对异域国度进行推测和想象，该阶段止于惊叹新世界的发现。第二阶段被命名为“征服期”(geography militant；8)，意味着对新领土的政治占领，该阶段的地图绘制逐渐从推测想象转向科学探真。第三阶段则为“胜利期”(geography triumphant；13)，伴随着西欧工业力量的增强，地理学家走向田野调查，创造了现代地理；这一阶段的地理学受启发于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通过仔细观测和客观记录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试图揭示世界本质。随着观察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分类，对世界进行理论化阐释的任务被提上日程，于是地理学从经验主义发展到实证主义。由于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紧密关联，地理学家尝试到自然科学中寻求灵感，特别是生态学、植物学和生理学，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达尔文思想。达尔文思想对地理学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志着地理学以现代科学逻辑替代神学来阐释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完成了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Adomo)所说的“世界的去魅”(1)；二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被应用到地理学研究中后导致了环境决定论的出现。“环境决定论的立场认为人类活动的性质是受其居住的物理环境的参数所决定的”(Johnston and Sidaway 46)。环境决定论不仅解释为什么环境差异造成文化差异，而且对文化的先进程度进行主观评判。环境决定论者不把在地理探索过程中发现的异域文化看成是文化差异，而是将其视为野蛮和不文明的表现，甚至提出了纬度越高越文明、纬度越低越落后的理论。环境决定论在19世纪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之一就是其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能为欧洲帝国主义行为合法化护身。凭借披上科学外衣的理论支持，欧洲殖民主义的政治工程得以加快步伐，只要发现新资源、新贸易通道和劳工，西方霸权国家便堂而皇之地对其任意占有和掠夺，同时还将宗教、政治、文化价值观等一并植入。 20世纪初，环境决定论与殖民主义的共谋关系被揭穿，环境决定论遭到质疑和批判。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英国地理学家哈茨霍恩(Richard Hartshorne)等对环境决定论发起挑战的同时，提出了环境或然论，包括以下三点主张：一、环境是引起文化差异的影响因子之一，但不是决定因子，人在文化生产中发挥了一定能动性；二、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差异之存；三、研究对象从关注民族—国家和全球转向国家内的区域和地方性，后者也因此被称为欧洲区域主义(European Regionalism)研究。 环境或然论和欧洲区域主义在大洋彼岸得到了强烈回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索尔(Carl Sauer)教授及其团队基于反对环境决定论的共同理念发展了自成一派的文化地理学，即伯克利学派，标志着作为人文地理学学科分支的文化地理学正式成立。伯克利学派重启经验主义的田野研究，但与之前依赖自然科学不同，伯克利学派取道人类学方法来分析文化群体及其地理分布，并以此作为最终研究目的而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手段。伯克利学派的标志性成果是索尔在1925年发表的《景观形态学》一文，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景观是文化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即如文中所述，“文化是动因，自然环境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343)。该论断向环境决定论正面宣战，具体体现在：一、强调人在景观形成中的主动作用，认为景观是文化的表达；二、认为环境是人类长期占领和利用自然的历史产物。索尔提出这些观点的背景，正值美国为连连战胜自然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而沾沾自喜之时。面对自然臣服于经济统治之下的表象，索尔并不乐观，甚至提出了预言性的警告：“短暂的狂欢之后，西方文明很快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qtd.in Martin xv)。 以索尔领军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既强调人的能动性，也重视人类的责任，奠定了其文化地理的经典地位，影响了文化地理几代学人。但伯克利学派在反击环境决定论的同时不免用力过猛，以至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早在1983年，已经开始为新文化地理暗中蓄力的英国文化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对伯克利学派存在的问题做出精确诊断：“为对抗势头强劲的环境决定论，索尔强调人类文化改变自然的决定作用，但忽视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导致文化地理学理论贫乏，使文化地理研究陷入理论真空”(“Towards a Radical”2-3)。继索尔之后，伯克利学派的另一核心概念也遭到抨击，主要针对索尔的学生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在《美国文化地理》中提出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c)概念。超有机体概念“设想文化内的同质化和统一化”(Duncan，“Superorganic”194)，其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掩盖了社会阶层的差异、不同群体的政治利益诉求及其矛盾差异”(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