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　　

      意大利的年轻民粹政党五星运动，被称为“意大利政治动物园里的一只奇怪动物”，①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左右”意识形态划分的新型民粹主义。它在意大利政坛迅速而意外的崛起，不但改变了意大利的权力格局，还引发了人们对其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蝴蝶效应”的担忧，由此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对象。

      五星运动创立于2009年，在短短的三年内迅速崛起，并在2013年意大利大选中引发“选举地震”，一举成为众议院获得本土选票最多的单一政党；而且其得票率在南部、中部和北部都很接近，是唯一真正的全国性政党。②它打破了意大利“第二共和”时代的两极政党竞争局面(中左和中右)，形成了五星运动与中左、中右并立的三极格局。因此，有学者称之为“战后西欧民主国家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党亮相”、③意大利真正的“政治革命”。④虽然不少人预测它会在突如其来的成功之后很快解体，⑤可它非但存活了下来，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瞩目的成绩。在2018年3月的全国大选中，五星运动的选票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2013年初次大选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以32.7%的选票成为响当当的第一大党。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前所未有。此前所有一选成名的政党，在初次大胜之后都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遇到挫折，但五星运动是个例外。⑥随后，它和同样是民粹政党的联盟党结盟，组建了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反建制力量完胜传统主流政党在意大利是一个新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五星运动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存在。一般而言，民粹政党非左即右。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考察了1961-2015年民粹主义政党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发现绝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党均可被划分为左翼或者右翼。⑦例如，在欧洲，法国国民阵线是典型的右翼民粹政党，西班牙的“我们能”是典型的左翼民粹政党，而在意大利，与五星运动联合执政的联盟党也被公认为右翼民粹政党。但是，五星运动却很难归类，它自己号称“非左非右”，围绕它的定位，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典型的左翼政党；⑧有人说它不但是右翼，而且是极右翼；⑨还有人视其为非左非右或既左又右。⑩在政治主张上，五星运动既有左翼色彩，又有右翼特征，体现出一种有意为之的“意识形态不连贯性”(ideological inconsistency)。(11)而五星运动的选民基础，也能体现出其超越左右的“全民党”特点。如果说五星运动在建立初期的主要支持者是左翼选民的话，到2013年大选，它已经吸引了大量右翼选民，阵营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可谓迥异于其他意大利政党。在2013年全国大选中，五星运动的选民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曾是中左政党的支持者，三分之一是中右政党的支持者，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明确的政治背景。(12)而在2018年大选中，其选民也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没有哪个阶层明显占主导地位(见表1)。(13)为此，有学者认为，五星运动已经对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划分标准构成了挑战。(14)

      

      可以说，由于选民内部突出的异质性，以及意识形态立场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五星运动成为一种行走于“左右”之上的混合民粹主义的代表。这是一种新现象，需要深入探究。例如，五星运动代表的混合民粹主义的产生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它在这些条件下能变成现实的存在？它是意大利独有的、暂时的现象，还是也可能在其他地区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促进有关民粹主义表现形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探索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观察现实中民粹政党的行动逻辑，体现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既有文献回顾

      五星运动的横空出世引起世界的关注。分析五星运动崛起的原因，是既有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切入点各有不同，大体从社会行为体、政治行为体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社会行为体方面，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选民投票给五星运动的原因。詹卢卡·帕萨雷利(Gianluca Passarelli)讨论了选民偏好对五星运动成功的影响。他发现，五星运动的成功，经常被归因为能够占据针对“旧政治”势力的极端抗议空间。“抗议型投票”(protest voting)被视为推动五星运动发展的一个关键动力。在政治上不满的选民可能会暂时撤回对其偏好的政党或政党候选人的支持，以传递不满的信号，促使该政党反省改革。这种动机，使得抗议投票实际上是一种“发声”(voice)而不是退出(exit)。但帕萨雷利也发现，五星运动的成功，不仅仅是抗议型投票的结果，即选民为了表达对体制和精英的不满才投票支持；其中还有“议题型投票”(issue voting)在起作用，即选民因为在某些议题(如对移民和欧盟的态度)上与五星运动有相似的偏好而投票支持。当两种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时，五星运动的得票率会大大增加。(15)罗伯托·比奥尔奇(Roberto Biorcio)认为，意大利出现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主流政党及工会都无法有效应对，造成选民对它们的失望和怨愤，这就给五星运动的趁势崛起提供了政治机遇。(16)保罗·纳塔莱(Paolo Natale)也强调抗议型投票的作用，认为五星运动的成功是传统政党遇到危机和选民对整个政治阶级强烈反弹的结果。(17)王敏认为，选民对传统政治力量的不满，特别是对治理腐败和经济紧缩政策的不满是五星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