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国际政治中通常被视为“民主和平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欧国家也被视为当前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国际社会中，北欧国家不仅具有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传统，更在涉及移民、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安全议题合作领域拥有强大的发言权。①然而在冷战后美国和北约主导的军事干预行动中，北欧国家在不同阶段展现出积极介入的姿态。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至近些年对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都可以看到北欧国家的“身影”。其中，丹麦与挪威多次参与对地面目标的打击、设立禁飞区等军事行动，在一众北约国家中独树一帜；作为中立国家的瑞典和芬兰，同样在冷战结束后加入欧盟，并与北约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且近年来逐渐在联合演习、军事训练等方面与其持续加强合作。这无疑挑战了传统斯堪的纳维亚在国际合作中有限参与的刻板印象，也展示出北欧国家通过军事化行动摆脱传统国际主义的倾向。② 相比于热点议题与热点地区，关于北欧国家的研究并不多见。而有关北欧的研究成果，更以北欧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分析以及福利国家的研究居多，关于北欧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及其战略取向的研究向来较少。本文尝试从冷战后北欧国家在不同阶段卷入军事参与的对外政策，分析其对外战略的转变路径。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相结合，对北欧国家的战略利益以及国内决策进行考察。而冰岛是北欧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常备军的国家，无法对其军事实力进行考量，其战略利益的国际延伸也更受限制。因此，本文对北欧国家的经验事实的选择和研究仅限于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四国。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北欧国家参与美国和北约领导的海外武装干涉行动的探讨，常常局限在诸如“威望”“声誉”以及“战略文化”等较为空泛的层面，③未能系统解释北欧国家参与武装干涉行动的外部动因及其内部演化。研究北欧国家对外关系的文献也常常将主题聚焦于和平、区域合作与福利制度研究。有学者认为：“北欧国家的对外和安全政策将以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这一北欧社会模式作为出发点，以此作为诸如和平解决争端、确保正义平等的对外政策的规范性基石。”④然而2001年12月15日丹麦政府赶在美国对其提出要求之前，主动声明要派遣作战部队以及空中力量进行武装行动；在2011年对利比亚设置禁飞区的军事行动中，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北欧国家的积极参与及做出的重大贡献等使北欧国家“中立和平”的一贯印象受到怀疑，也需要学界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化的解释。 北欧国家为何在实际对外政策中偏离了文献中呈现的“亲和而中立”的形象？而在北欧四国内部又为何体现出整体追随却在具体实践中各有区别的特点：北欧四国对美国和北约整体的追随，其中丹麦与挪威甘做“马前卒”，积极参与美国和北约领导的各类军事行动进行武装干涉，并做出“超出其实力”的贡献；⑤而瑞典和芬兰则在加入欧盟之后，力求与美国和北约发展良好关系，似乎成为非正式盟友(Informal alliance)，但仍然拒绝加入北约，对美国和北约领导的武装干涉活动的参与度有限，并以战后重建与维和任务为主。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由预测学转向解释学，由因果律转换为建构律，⑥借由“主体间身份互构”的建构律有助于对北欧国家的国家利益进行合理分析。但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建构主义无法做出全部和令人信服的解释。⑦如果说北欧国家是因循道德维度进行对外活动，那么参与美国主导、针对“失败国家”和“非人道主义政权”的打击就可以帮助北欧国家和美国进行主体间身份互构，从而确保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持，进一步巩固自己支持“自由世界”的国家形象。由此来看，这的确可运用建构律进行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从而形成一个正向螺旋：在主体间不断塑造共有观念、正向互构身份的情况下，观念与规范将使得国际社会不断呈现良性发展，但矛盾也因此显现。因为建构律无法在北欧问题上自圆其说，即无法解释一个试图维护和平自由世界的非体系大国，如丹麦，为何将军事力量作为应对外部威胁必要且有效的工具?丹麦认为使用武力时，只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谅解便不需要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甚至将参加国际军事活动视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核心，且只需积极参与北约的活动而不用获得联合国的授权。⑧巴尔金认为，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在案例选取以及议题设置的过程中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诸如人权规范、社会化作用甚至“去政治化”等偏好。这种带有理想与自由色彩的命题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个国际社会可以从自助的霍布斯世界转化为他助的康德世界，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世界也可以从康德文化退化为霍布斯文化。而案例选取的偏向性也进一步放大了国际关系研究中本就具有的不确定性。 北欧国家不属于米尔斯海默界定的大国，它们遵循美国主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没有挑战现有大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小国不存在对体系大国的非理性挑战和修正主义动机。因此，一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分析，不能仅着眼于简单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排名，或对于物质实力、面临威胁的机械制衡的考量，而应观察它是否在国际体系的刺激下，⑨经过单元层次中介变量的内化，发生了强化、传导或扭曲体系刺激的效应。作为兼顾垂直层面和水平层面的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重视“还原主义”分析，打开了国家这一“黑箱”，使其在国家的对外政策、战略选择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