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9)01-0041-12 葛亮是备受关注的“70后”新生代作家之一。他耗时七年写就的《北鸢》在2016年出版，这是继《朱雀》后“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通过家国兴衰书写现代历史的“南北书”之“北篇”。该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历史为经，以襄城卢家、石家、冯家等几大家族的故事为纬，家族沉浮的明线与历史变迁的暗线相互交织，不仅鲜活地再现了民国历史，还借此深入探讨了文化问题，即新旧文化更迭交替的时代，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活性的同时，辩证地对待和融通异质文化。葛亮曾言：“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是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的。因为对于具有历史感的国族来说，每一个当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时空网络中的某个坐标，必然有其发展的起点与渊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感兴趣这种在结果基础上体会渐变的过程。”①现实是历史的有机生长，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能在民国找到历史文化渊源，《北鸢》的这种探讨意义非凡，也是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然而，《北鸢》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还是葛亮创作至今的一部“集成之作”，不仅体现了葛亮对其以往书写手段的融会贯通，一些惯用的写作元素诸如历史、格物、宿命等，均在作品中有所延伸、回响，更重要的是，鲜明地展现了他独具“辩证”特色的创作理念。小说将南方/北方、民间/庙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日常/传奇、常情/大义、个体/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元素巧缝妙合，贯穿于作品的空间架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等各方面，用过去联结当下，使小说在讲故事之余，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辩证之思，新意与深度并存。下面将从历史书写、文化言说两个层面切入，由表及里地探讨《北鸢》的历史文化辩证之旅。 一、以微见著的历史书写 福柯认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并无二致。亦有学者指出，文学中的“故事”(story)与“历史”(history)在一开始就是一码事，因为大多数故事都是对现实生活的精确程度不一的实录，都是一种历史。②“历史书写”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概念，具有“历史记录”和“历史编纂”双重含义。毋庸置疑，《北鸢》以家族故事书写民国往事，具有典型的历史书写特性。葛亮的家族并非普通家族，其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毛克俞之原型)、外祖父为年轻资本家(卢文笙之原型)，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外祖姨夫褚玉璞(石玉璞之原型)是颇负盛名的军阀直系将领，表叔公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祖辈的师长及同窗好友也是社会各界声望之人如李可染、宗白华、林风眠、王世襄、范用、艾青、潘天寿等。葛亮直言，《北鸢》写出了其家族与时代的休戚与共，可见这并非单纯的家族小说，是借家族故事写时代历史。 为了达到家族史的非虚构性与小说的虚构性、历史的客观存在与虚构的主观创造的完美融合，他采用“格物”的手法，细致描绘民国世俗物质生活，从服饰、烹调、刺绣到曲艺、书画、星相，乃至祭祀、庆典，将驳杂万象的民国文化景观在作品中事无巨细地呈现，搭建起精准鲜活的历史场景；对历史的还原不只停留在表面的物质性上，还通过真实可感的人物、故事，强调它们与时代的呼应，从而获得一叶知秋的效果。小说中，家族叙事与国族叙事融为一体，日常书写与传奇书写相互交织，以家事看国事，从日常看传奇，展现了葛亮独特的辩证历史观：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小历史”与以国家民族为对象的“大历史”二者相互胶着融为一体，辩证互动并彼此影响。家族史写作不局限于自我认同的工具，而是“以微见著”地透视时代风云的方式，与此同时“著不隐微”，两者相得益彰。 (一)游走于民间与庙堂之间的家国叙事 在中国礼法社会中，“民间”与“庙堂”原本是相对独立的两种存在，辩证统一在“家/国”的二元政治体制中，清中后期这种格局开始瓦解，而民国的风云变幻又使得家国之间再不能决然两分。葛亮自言：“本无意钩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络，还是做了许多的考据工作。”③小说兼写儿女情长与社会变迁，二者齐头并进、互为肌理，形成了明、暗两条线索，以及微观、宏观的双重视域。 从小说最基本的三要素来看，《北鸢》环境、人物、情节的设置无不体现着家/国之间的内在勾连。首先，故事的中心地点“襄城”寓意独特，它位于中国南、北之间，是南北文化的共同载体，而且主要人物因政治、经济、战争、文化、情感等各种原因，与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四川、杭州、上海各地发生种种关联，由此连接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使“襄城”成为彼时中国之隐喻。其次，小说人物遍及社会各界，从军阀、政客、商人、乡绅、买办到文人、戏子、画家、禅者、匠人、佣人，以及西方传教士、日本侵略者等一应俱全，不少形象原型都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所牵涉的家族又涵盖了工商士农各阶层。此外，小说情节围绕着个人史和家族史展开，各色人物的身份转变、情感变迁，以及卢家、冯家、石家等重要家族的转折起伏，都与民国动荡的时局密切相关。石家的败落源于军阀混战，卢家因日军侵略饱尝流离之苦，冯家则背负了莫须有的亲日罪名……男主人公卢文笙奔赴抗日前线时道：“入寇未灭，何以为家。”④国家的血泪史亦是个人或家族的血泪史，家/国之间的内在辩证已不言而喻。这种辩证的家国观，在葛亮“南北书”之“南篇”《朱雀》中亦有呈现，小说宏观的国族线索与微观的家族线索并置：前者以南京为背景表现国事变动，伴随着“南京大屠杀”、“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后者以叶氏家族为背景展现家族变迁，叙述了叶氏三代女性叶毓芝、程忆楚和程囡复杂的情感纠葛。前者直接导致了后者的发生，后者则印证了时代的动荡。只是《北鸢》对家国辩证关系的探讨更为深入，二者的互动更具双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