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刊发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你别无选择》，被时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王蒙称为“横空出世”的作品，小说的刊发也标志着“新时期”文学中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自我”的出场。当时诸多新潮批评家(如李劼、吴亮)也多着力于此，试图通过自身对“现代”知识的理解与想象，赋予作品以“现代主义”的意义，将之建构为八十年代文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开端。 但是刘索拉这一个“自我”的诞生，并不仅仅是批评家们通过对“现代”知识阅读而被制造出来的话语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携带着作者本人以及那个特殊时代的丰富历史信息。既有的研究已经阐明刘索拉的小说创作与80年代的“青年问题”①以及刘索拉本人的“革命情结”②具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要更进一步理解刘索拉及其小说，就要将其放回她所成长的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语境，将其“再历史化”是重读的第一步。 先前对刘索拉的理解或通过抓住刘索拉与“现代主义”知识谱系的关系，或从“亚文化”的理论视角来强调她的“边缘性”与“叛逆性”。这两种理解固然打开了刘索拉创作的一些重要环节，但并没有超越主导性的以突出“现代主义”的“食指—白洋淀诗歌—北京地下沙龙—《今天》—朦胧诗”文学史叙述。前者绕开了刘索拉的生命经历，通过作品及其延伸的周边文本——如评论家的批评——进行考察。但“现代”知识本身不必然担保“现代主体”的产生，需要更进一步厘清何种现代知识与何种现代主体之间的具体历史联系；而后者则更为强调刘索拉身份的边缘性与叛逆性，将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文化氛围理解为风格化反抗的“亚文化”，而简化了具体历史中人与所处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而仔细考察刘索拉从出生到发表《你别无选择》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到她这一个“现代自我”③的诞生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她的家庭背景、文化部大院的地下沙龙以及她在音乐院校的学习经历，都是我们理解小说以及作为“文学现象”的刘索拉的重要参照。刘索拉曾说“我周围经常有这样一些非凡的人，特别幸运……家里的人，每个人带给我一个世界，包括我后来见到的朋友，包括我的经历——因为有这么一个根儿，我看东西可能总和别人不一样”④，这也证明了从生活经历与写作资源来考察刘索拉创作的独特性是可行的。 一、革命家庭的童话与创痛 刘索拉成长在革命高干家庭中，父亲刘景范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的弟弟。他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中担任重要的组织工作，抗战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担任政府部门要职，先后在监察院、地质部等部委工作。她的母亲李建彤是鲁艺出身的作家，因写作小说《刘志丹》而著名⑤。由于六十年代中国政治的高度敏感与复杂，李建彤的《刘志丹》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夫妻二人也在“文革”时遭遇不公正的待遇，相继被审问关押，遭受牢狱之灾。 高干的家庭背景并没有使刘索拉完全被革命话语浸透，相反，父母的爱护以及从小宽松的家庭生活使得她的性格能够充分展开，并较少受到社会以及当时主流政治运动的形塑。刘索拉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她在访谈中说“我感谢我妈妈没让我受那么多传统教育。我爸爸从小让我学古文、诗词、国画，我妈妈让我三岁起学钢琴，但同时他们又给我放任我的环境，我的性格在家里从没有受压抑。大家都觉得我不像共产党的孩子……我一旦出门，反倒是社会束缚我”⑥。与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不同的是，刘索拉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才艺训练，这为她日后的音乐生涯打下了基础，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造就了刘索拉不受束缚、随性自由的性格。颇有意味的是，正因为父母遭到批判，所以能一直停职在家，陪伴于小女儿身边，父母政治生涯的不幸反而是她童年尽享家庭温暖的原因⑦。一直到“文革”爆发，家庭遭到变故，她身边也一直有亲人或父母的友人的帮助与照顾⑧。她的姐姐刘米拉、哥哥刘都都，在小时候都被严加管教，两人的命运也颇为动荡，皆于1968年9月同去内蒙古插队，之后也不像刘索拉一般幸运可以顺利回到北京，而是调到陕西三原，并且在那里工作生活⑨。 童年过多的保护也使得刘索拉对时代与政治的变动缺乏足够的敏感，她叙述自己童年时说：“我们是天下最幸运的小孩儿，谁知道门外就是尔虞我诈?谁知道你脚下踩的是官场沼泽?我虽然是从政治风波起伏不定的旋涡里跑出娘胎，但因为你(指父亲刘景范)和妈妈的保护，使我从来就没闻到过官场味儿，活得懵懂自然。童年的回忆是照得人昏睡的太阳和头顶的白云、果树花，睡着了，毛毛虫爬进兜里，傻梦一直做到‘文革’。”⑩亲爱的家人、朦胧宁静的自然风物，构成了她童年的童话色彩。可以想见这一切的丧失会对她造成多么大的打击，而对这纯真生活的依恋与怀旧(11)，可以说是她日后创作的底色。无论日后的《你别无选择》，还是《蓝天绿海》或《寻找歌王》，刘索拉都会在小说中刻意设置追求纯真的伦理诉求与浮躁而荒诞的现实境况间的对立。在处理这种对立时，她的小说往往会流露出强烈的焦虑感——“我”已然无法回到纯真的过去，但对糟糕的现实也无法忍受。 查建英认为刘索拉是一个极念旧的人(12)，这种念旧的根源或许就是刘索拉对无忧无虑、甚少管束的童年生活的向往。“文革”对于刘索拉而言是一种创伤性记忆，这种创伤对她意味着，她必须穿越快乐的童年生活直接面对“真实”的世界，性格也开始转变——“我是一个心底非常悲哀的人。这一种悲哀，不是可以解释出来的，好像生活得多么好，都不可能从这种悲哀中解脱出来。这种悲哀使我长期就是一个悲观的人，大家都看不出来，以为我会起哄，开玩笑，会交际，我心里一定是阳光明媚!我不知道这种悲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没心眼儿。……我在‘文革’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家是怎么回事。当然这个事情对我的一生影响非常大。随着年龄，我的一生都变成了对父母命运的誓言。但是以前我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感觉，我只是越长大越有一种悲哀的心绪在心底藏着，生活对我来说处处都是黑色幽默和悲哀。”(13)如果说刘索拉性格的底色源于她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那么失去父母庇护的“文革”岁月，则促使她重新调整原先和世界童话般的关系。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混沌加喱格楞》(14)中，主人公黄哈哈欲成为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不得，又学了一堆脏话的荒诞情节，来自于刘索拉或与她具有相似背景的朋友的故事(15)。小说中她将“文革”描述为一场荒诞喧闹的场景，这种写作心态应当来自当时她的真实感受。同时面对父母的离开与参与革命的失败，刘索拉几乎必然成为革命时代的“多余人”。此后的刘索拉命运仍旧多舛。1969年由于“珍宝岛事件”的影响，北京城开始疏散，刘索拉被迫从丰盛胡同的家中搬出，迁往江西的地质部“五七干校”待了近三年，平时在“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劳动(16)。日后当回忆起1971年后回京复学的那段时光，她更愿意将自己定为“多余人”(17)，并声称自己是美国嬉皮的“叛逆性格”，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