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9)01-0026-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9.01.003 在写作《红高粱家族》时，莫言已经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意识：“官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固然不可信，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同样不可信。官方歪曲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间把历史传奇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因为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必须在讲述这惊心动魄的故事的过程中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几乎不存在的，但在我父亲他们讲述的故事里比比皆是。”①显然，《红高粱家族》讲述了抗日的战争故事和先辈的情爱故事，同时塑造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非同一般的人物，进而触及到历史的复杂结构和人性的深层意识。其间，又涉及到三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如何重写“抗战”和“抗战”的主体问题；二是如何讲述“情爱”和“情爱”的本能问题；三是如何表达“历史”和终极性的“历史观”问题。 一、重写“抗战”和“抗战”的主体问题 在1980年代中期文学观念反思和解放的思潮中，针对老作家提出的不亲历战争如何反映战争的问题，莫言提出文学创作不是复制历史，小说家写战争“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②。正是基于这样简单朴素的理解，莫言开始了《红高粱》及其后续篇章的写作。故事从1939年农历八月初九写起，“我父亲”豆官跟着“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我奶奶”则送到村头。结果可想而知，300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 日本人说来就来，鬼子和伪军到村里抓民夫拉骡马，一直负责酿酒作坊的罗汉大爷也被押上工地搬运石头。不堪忍受暴打的罗汉大爷，本来已经逃进高粱地，却为了骡子而重新返回，酿出一幕壮烈的悲剧。被日本人抓回后的罗汉大爷血肉模糊，紧接着被剥皮示众。正是缘起于为罗汉大爷报仇，也为自身求生存的本能考虑，爷爷奶奶拉起队伍走上抗日之路。《红高粱》第九章集中书写民间的奋勇抗日：爷爷奶奶、方家兄弟、刘大号、哑巴、王文义夫妻等诸多村民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敌我力量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歼灭日军少将中岗尼高及其队伍。 与传统的“战争文学”注重对战争过程的再现不同，《红高粱家族》只是借用了战争环境和战争背景。这一对此前的“战争文学”乃至“军事文学”传统的根本超越，同步带来了文学界的观念论争。其中的“抗战”书写，更是激发出针锋相对的观点。有论者虽认为《红高粱》具备开放型新观念，但同时对余占鳌和他的队伍进行的抗击日军和伏击战的取胜表示明显的质疑。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力量在敌后所取得的绝对优势，作品对余司令的尊颂激扬欠些理智，在人物活动的历史环境的翻检审视中有所疏漏。③更有论者认为，作品在对战争题材的具体处理上采用自然主义倾向，脱离生活。尤其是对罗汉大爷遭遇的细致描写违背了美感的要求。在人物塑造上由于强调性格的复杂性，而是非不分、美丑难辨。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进行抗战的描写不能让人相信，不符合历史实际。④直到后续对《红高粱家族》的批判，仍然聚焦于其人物评价和抗战历史：“作者却完全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尤其是歪曲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八路军形象，甚至“在作者眼里，八路军只不过是一些‘亢奋的狗群’”⑤。显然，这样的批评正在溢出文本，也正在产生新的“歪曲”。 与否定性声音同步，对《红高粱家族》的肯定性话语同样引人瞩目。有论者指出，相对于同类题材作品还停留在醉心于描写战争的过程(包括发动群众、瓦解敌人、内外配合、攻下碉堡等)，莫言用重彩描绘的是战争中的活人。与苏联描写卫国战争的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相比，我们的作家作品明显存在差距。“他们已把描写战争的胜负得失推到了次要地位，而把战争中的严酷真实，特别是战争中人的全景摄像，推到了第一位置。因而，当我们读到这些作品时，感到灵魂的震撼。”⑥针对活剥罗汉大叔的细节描写，有论者认为这种大残暴、大痛苦、大紧张、大悲愤能造成文学上的强刺激，用于表现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未为不可。“由残暴的敌人、高贵的受难者、受到英雄激励而复活和强化了民族意识的人民所构成的这个立体画面，我认为有很高的文学价值。”⑦黄国柱则进一步从“军事文学”角度对《红高粱家族》作出整体性阐释。他认为莫言所瞩目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种种被激化乃至被扭曲了的情感和心态。有人批评作品中看不到共产党的领导、看不到共产党对农民武装的改造引导、看不到农民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沿用了衡量过去战争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而没有看到这些标准和尺度更多地应该用在历史学著作中。战争文学应该展示生命个体在战争条件下的存在方式，而不应该去追踪、显示赤裸裸的“历史规律”。“墨水河边的伏击战，以及日军的报复性的血洗村庄，不过是历史背景的依托。侵略军与各种抗日势力之间的对峙及胜败，并未构成旗鼓相当的文学角色，而始终占据在这幕历史话剧中心的显然是余占鳌及一系列和他命运攸关的人物。对于他们，重要的不是最终谁胜谁负——这个历史的定论早已人人皆知，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怎样地活着或死去。”⑧文学以人为中心，战争文学更是如此，以“人”的视角来理解《红高粱家族》，诸多争议也就趋于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