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9)03-0122-06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9.03.017 随着世纪之交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边缘化、书写现实能力不足等状况的反思，如何理解“文学性”，越来越成为如何整体评价和推进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发展问题的出发点。一方面，“回到文学自身”仍被视作叙述20世纪80年代文学变革的主线，甚至被寄予了对抗消费社会中新型意识形态的期望；另一方面，“纯文学”观念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性又不断受到审视和批判，为了重建文学与政治-文化实践的关联，在重评20世纪50-70年代革命遗产和“底层文学”等讨论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左翼化”倾向。 以上思考虽然观点立场不同，但都不满足于审美批评，充盈着介入现实的自觉意识，使得对“文学性”问题的再考察成为可能。但是，急于捍卫或拆解文学性，又容易停留在触发论争的层面，对理想文学的指认和期待反倒都有再次成为套话的危险。比如双方都强调要“关注现实”，但如何认识现实往往迅速被归结为意识形态的选择问题。就像有学者认为那些诘难纯文学的人，其实是要“呼吁作家们介入到‘新左派’或‘新右派’的论题中去。这是难度很大的争论，意识形态及意气用事是其主要特征，要作家介入进去，并且以‘文学的方式’，显然吃力不讨好”。而所有人都已处在时代转型中，“告别了80年代的人们，又有多少勇气和热情重新把文学捆绑在意识形态的战车上去呢?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与20世纪80年代大不一样了”。①尽管这位批评者自己在呼吁“不死的纯文学”时，也难掩无奈，指出它注定是一个“幽灵化的他者”，但这番辩难又确实启发我们面对其真切的历史感——即如何理解与亲历八九十年代转折，决定了分歧的发生。而无论分歧如何，与其停留在对“转折”的本质化描述上，不如回到具体历史脉络中去描述作家、批评家通往90年代的精神变迁。在笔者看来，正是那些特别能在时代内部发现与总结出以往文学经验之不足、在新的探索与命名中尝试与“变化了的现实”建立有效关联的文学实践，才能为当下理解文学性追求提供切实可据的参照。 一、反思“纯文学”与八九十年代的关联问题 1998年“四李一邱”的对谈及其衍生读本《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和2001年第3期《上海文学》发表《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及其后续讨论(特别是李陀、吴亮2005年在“小众菜园”上的激烈论辩)，是两个可以对读的事件。前者是新一代写作者对初始创作阶段的洗牌、再出发，决心清理90年代文学形成的套话、行话；而后者则将“重估”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对曾经深度参与的文学理想做出坚守之姿或告别之势。在《集体作业》中，尽管态度不尽一致，但几位谈话人都意识到，构成90年代文学基本动力的“个人写作”“日常生活”等，由于其起源是在新时期告别革命话语中确立“相对价值”，随着90年代的语境变化，反因“对抗”不能及时调整坐标而越来越暴露出问题。对个人经验的强调，并不必然保证文学对历史、现实形成独具个人性的内在观察与批判；要求日常生活还原，也可能走向另一种日常生活的原教旨主义，“一定要平庸”，“吃喝拉撒”，“由喝酒泡妞径直掉入生存的深渊”②。这也即李陀提出的疑问，当纯文学理想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对抗的基本诉求时，它反倒成为文学内部讨论的专业问题，丧失了把握整体社会图景的能力，或者更直接成为犬儒主义与顺应资本逻辑的托词。 如今看来，两个文本都有为突出话题而简化历史之嫌，在观念层面的抽象论辩之外，出自批评家、作家围绕具体创作实践的意见或许更有启发(如叙述者和对象的间距感问题，人物符号化、博尔赫斯或卡佛作为有效资源的耗尽、自由间接引语大量使用造成内心叙事泛滥等，都是当下批评中还常常涉及的命题。)但这如何面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关联性上，这两个文本又都打开了一个重要的讨论空间。不仅暴露出“非后即新”，如“后新时期”“新历史”“新女性”“新都市”等命名中虚幻的“断裂”意识，更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原点意义：它既形塑了人们进入90年代的思想与认识准备，成为亟需清理的障碍物；又给予亲历者可以从80年代遗产中剥离出来的理想参照，成为可供回收的资源。 与后来很多人因“新左派”标签放大李陀对80年代的检讨不同，当李陀批评纯文学时，他其实也小心区分着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新启蒙”之间的纠缠关系。他强调文学的批判性，又否认自己是要重提“老的写实主义”，并且实际仍是在他80年代最为熟稔的语言、形式问题上为90年代文学开药方。而《集体作业》里虚无主义情绪与对意义感的坚持并存，更可以同时跻身于早几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双方阵营。一面指出“启蒙任务远未完成”是“现代化鼓吹者”给出的宏大叙事；一面又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中国很难不是现代性的鼓吹者”。一面批评人文精神讨论中“那些搞终极关怀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虚构了一个硬梆梆的、不容置疑的主体”；一面又说作家不能信奉“作者死亡”，不能放弃对价值理性的承担。他们主张“个人”向他者、社会、时代敞开，甚至提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其实是有必要的”③，但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显然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美学追求。尽管在文学自主性、人的主体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反思现代性等问题上，两个文本都不及后来“重返80年代研究”对新启蒙话语的批判深度，但对话与漫谈的形式本身也更丰富地呈现出“知识分子-作家”在世纪之交社会氛围、知识场域中变动着的身心感受，从而更能让研究者捕捉到其反思发生的难度、契机、路径与局限。 在2015年《今天》夏季号“视野·李陀特别专辑”④中，与吴亮的论战被李陀自选为回顾来路的第一篇。尽管他强调，90年代以来的思想转变“差不多的确有两个李陀”，而“1989年是个转折点”；但五个专题的选文编排方式，还是暗示出一条连贯性的线索。80年代不仅仅是反思对象，同时也是一个踏板，那些在将来可能被借力以转换方向的因素早已初见端倪。例如1991年底完成的《1985》，之所以被放在80年代文选中，是因为“思路和情意基本还沉浸在80年代情绪里”；但在强调借西方现代主义与工农兵文艺对峙的变革意义时，又指出要警惕“五四”以来极力推崇现实主义及其后来走向名实不符，正是盲目“西方化”的后果。而在1988年参与“伪现代派”论争时，李陀就将“四只小风筝”时期关于《“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1982年5月20日致刘心武的信)的谨慎命名，指认为同一种“模糊的担忧”。如果说每每谈到援西入中都始终强调如何形成自己的主体性，那么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加速，及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到来，这种对80年代以西方为单一标准展开现代化想象的反思，也就自然能找到更为清晰的理论表达。同理，第三组文章总题“从哪里开始转向”，第一篇《雪崩何处》写于1989年5月。如果没有对文学语言本体论价值的持续关注，恐怕也难在90年代阅读福柯的启发下转向话语分析。在《丁玲不简单》中，从“中国化了的现代性话语”角度去分析“毛文体”为何能对知识分子形成有力召唤，李陀坚持使用“毛文体”而非“毛话语”来突出对“文风”的重视，既可以理解为90年代愈发自觉地超越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也可以理解为对80年代注重形式、技巧的继承。 李陀本人为突破80年代认识局限而强调“两个李陀”间的断裂，但回应者如不注重其中的关联，就会将纯文学批判过快地纳入到90年代知识界分裂的主义、立场之争中，将其误解为翻烙饼式文学工具论的卷土重来，看不到李陀始于80年代内部的探索与犹疑⑤。世纪之交反思纯文学的意义，不仅是指出80年代的纯文学想象如何在90年代越发暴露其问题和危机，还提示我们回溯90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与思想困境如何早已内在于80年代的展开过程中，并且已经在累积对新时期文学想象进行自我批判的资源。 二、重释“先锋性”与转型期的赋形问题 与李陀自白“转向”不同，交锋中的吴亮很容易被视为80年代纯文学理想的顽固捍卫者，以至于今日文学史叙述提到这位先锋批评家时出场的始终是“那一个”不变的吴亮。吴亮说到他与李陀最大的分歧，是“我对文学已经没有期待了”，但思考和语言的不断增殖，又让人不禁去追问这情绪背后的历史缘由。 与李陀命名为“思想革命”的坚决不同，吴亮记录下许多转折关口的感觉碎片： 1989年十一月/我几乎每天去粤式酒楼吃早茶/淮海路原电影局大院/瑞金路乒乓房/长乐路老锦江饭店食街/一个自我软禁的铁三角/外出活动半径不超过五百米/对自由我已毫无兴趣/肉体快乐口腹满足/够了!读书和思想只会让我内心痉挛。 90年代最初那几年，我常拿杜尚的话来为自己的平庸生活开脱。……很犬儒地说，抛掷光阴可以避免许多错误，做旁观者，别介入! 况且苏联刚刚解体，被一个伟大理想裹挟的人们早已失去了悔恨的机会……生活一旦无所期盼无所等待，时间就溢得满地都是。 九一、九二年那阵子我很空。⑥ 彼时的虚无感里夹杂着后来回忆时的思考与疑问。如吴亮感慨“89现代艺术大展”的被迫终止是90年代的提前开端，是“短暂的艺术启蒙运动的夭折与颓然落幕”，但93年李山们集体失踪去了“威尼斯双年展”，“抵抗”可能在国际视野中被迅速装扮上另一重身姿，这是不是也意味着需要回顾“85新潮”自身的矛盾与局限呢?再如1991年“一场发生在电视屏幕上的战争”成为“无所期盼中唯一值得期盼的”，但吴亮说，“当我不能对自己国家事务发言时，奢谈国际问题就纯属扯淡”。作为一件生活小事，“回忆录里完全可以不提它，现在就删掉怎样”?可是在这份嬉游的姿态里，又何尝没有流露出对逃遁的不甘?意欲实践“微观历史”“小纪事”，但“遗憾的是，到了后来我越来越不满足于鸡毛蒜皮，那个宏观的历史幽灵无法从我的噩梦中删除”。决定“不写”的吴亮，其实一直在写作。 1993年随大陆作家代表团赴台参加“海峡两岸文学”会议时，吴亮发表了论文《回顾先锋文学——兼论80年代的写作环境和文革记忆》⑦。在文中，他同样有对八九十年代转折的噤言和理想落幕的感伤，但以90年代为坐标重释先锋文学的意识也尤为突出。曾因《马原的叙事圈套》被视作先锋批评家代表的吴亮，在这篇文章中却指出形式主义只是“先锋文学”的阶段之一。他强调80年代的先锋派即使无意于成为时代的镜子，至少也收藏了“时代的影像”，而这种折射状态下的社会效应才是确立其价值的关键。当先锋派“愈来愈显得是一个书写的事件”之时，也就意味着其终结之日。从这一点看，吴亮与李陀后来对纯文学的批评恐怕亦有共鸣。吴亮自己不断在写作中回忆，让当代感与历史经验保持互动，他自80年代中期以来如城市漫游者般与周遭“文明世界”建立持续性的紧张关系，难道不也是他意欲恢复文学“及物性”的尝试?⑧只不过，“及物性”绝对不仅指写作姿态上的公共关怀或题材上的社会性。事实上，在八九十年代转型的历史后视镜里重读作家作品，重要的不再是执着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等命名之争，而是看作家如何为转折年代的现实感赋形，以及这个现实感又如何能穿透生活表象和既有认知结构的薄雾去敏感到时代脉动。 这里，以吴亮对刘索拉的点评为例稍做展开。在对《你别无选择》的同时代批评中，“无目的感”容易被阐释为“文化大革命”后价值重建中的虚无主义，或者被视作与那些压抑“现代自我”因素(如僵化的正统教育)对抗的武器，吴亮却提示了重读的另一视角。“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们时代的青年终于成为职业候选人和文化消费人的双重角色，他们的浪漫情感不再有大规模进行狂欢和革命庆典的表达机会。这其实都可以在刘索拉小说中找到最初的踪迹。”⑨《你别无选择》初刊本尾注1984年11月19日，此时刘索拉已毕业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任教，在本职工作外还接了许多给影视作品编曲、给歌星写歌的活计。她一面表示因为“容易赚钱”“要养家糊口”，“那个在煤油灯下，饿着肚子，撇着鹅毛笔写交响乐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人不能丢开自己的生存和现世的幸福不管”⑩；一面又强调自己之所以喜欢“棚虫”昼伏夜出的生活，就是为了远离社会，让自己被认为“太难唱”、与流行港台风格格不入的作品有一块世外桃源式的栖身之地。特殊革命家庭出身的政治创伤，70年代的地下沙龙记忆，77级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身份意识，这些都参与塑造了刘索拉在时代转型中的独特感受。而这种既玩世不恭又执着于意义追问，既认俗又畏俗的矛盾心理，也投射到小说中董客这一独特形象上。他虽然像李鸣一样洞见到人生无法摆脱种种成规的荒诞本质，但又成功地随波逐流，为获奖设计出四面逢迎的作品，甚至开创自费排练法，花钱雇乐队只为他一人排练。值得注意的是，当董客被指责为俗不可耐时，刘索拉却用了许多笔墨写他的痛苦和自辩。若把《你别无选择》读作80年代中后期刘索拉们卷入城市世俗生活后的“致青春”，就会看到真正决定其先锋性的并非形式上的现代主义风格，或对内心体验的高度重视，而是精神迷惘背后格外丰富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正是在董客这一形象上，小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做出了这样的预见：以理性计算与货币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生活，如何在为个人权利创造空间的同时，也可能让个人意识沦为浪漫的想象。这也意味着，如果作家不能进一步发酵个人经验在更大视野内的连锁反应，抽去它们与历史、现实间形成的具体关联，只留下某种情绪、态度或腔调，作家的敏锐触角就可能再度被封闭在常识与抽象的观念里。 在同一篇文章中吴亮指出，“先锋文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多半从‘知青族’中产生”，并以张承志、韩少功为例，强调他们的先锋素质在于与新时期“不协调的情绪”。虽然带着90年代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吴亮将其简单命名为“反现代性”，但他的确启发我们注意一个事实——抛开今天有关八九十年代时代特征的诸多命名，所谓转型或过渡已经提前到来。对“先锋性”的理解，并不必须被绑定在纯文学意识形态上，而是要看作家能否认识这一社会趋势，并以脱节甚至断裂的方式“超前”而不是落后于现实。对于那些80年代的亲历者，特别是在80年代登上文坛并逐渐被经典化了的作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又如何能及时整理自己内在于新时期意识的盲目与洞见，将决定他们以何种姿态进入90年代。 三、作家精神史与20世纪80年代遗产的转化问题 在已被命名的事件、思潮、流派之外，不同作家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具体生活与创作，他们后来关于时代转折、关于被批评家称作“创作转型”的回溯和诠释，可以为我们回顾那一段文学史与精神史提供丰富细节。大环境下有着小环境，作家个人独特的历史经验、思想气质、偶然遭际等都会构成他们做出某一选择的内在逻辑。 例如仅从90年代的语境需要出发，将张承志和韩少功视作“抵抗投降”的文化英雄，并不能真正解释他们如何处理六七十年代、80年代理想主义精神的遗产和债务。80年代中后期张承志对抽象的人民性和抒情笔调的怀疑，他1989年完成《心灵史》后辞退公职，1990-1994年间在日本“用外国语一本接一本地出书，在课堂上夺来了我需要的口粮”，“在你的每一件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