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类型的“史”的研究，都离不开长期对史料、文物广泛而深入的研读，只有充分掌握原始文献，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线索，找到历史变革的原因、结果及内部规律。撰写文艺期刊史，则必须深入研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变革对文艺期刊的影响；必须深入研究不同时期文艺期刊在整个文艺传播格局中的存在状态；必须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刊物(中央党报文艺副刊、中央刊物、地方党报文艺副刊、文学选刊、地方文学期刊)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历史变革；必须深入研究管理者、编辑、作家、批评家、读者等文学传播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过程；必须深入研究不同时期文学报刊与各种文体之间的关系。而上述基础性工作，都离不开对文艺报刊的广泛而深入的研读。 近些年，文艺报刊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和研究生都投入到该项研究中，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个案研究出发，程度不同地推进了当代文艺期刊史的研究。本人近年整理的《文学报刊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卷》(共四卷，包括文学期刊上、中、下卷及报纸文艺副刊卷)涉及近百种文学报刊，在对每份刊物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时，我还对每种文学报刊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有的是新闻出版专业的学者，有的是文学专业的学者。前者多对中国当代出版史比较熟悉，在宏观研究上占优势，但由于缺乏文学史知识的积累，往往会失之于粗，很难进入文体和文本的层面。而后者则大多对中国当代出版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往往会失之于细，不能从出版史的角度宏观把握文艺期刊史与文学史的关系。面对这两类各有局限的研究成果，我经常会发出感慨：要是两个专业的学者能够展开深层次的交流，将会有助于深化中国当代文艺期刊史的研究。遗憾的是，这两个专业长期像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良好交流的状态尚未形成，偶尔还会出现破坏交流与合作的现象。 出于研究的需要，最近阅读北京印刷学院范继忠教授的《中国期刊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范著”，文中凡引该书文字，只随文标注页码)。由于范继忠主要从事新闻出版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获得过不少重要项目和荣誉，学院网页还显示她是“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基础理论与文化方向负责人兼基地支部书记、新闻史方向学术带头人”①，范著又由权威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且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这让我对范著的学术质量充满期待。但在研读过程中，我因发现大量熟识的文字而震惊：该书第七、八两章讨论“十七年”文艺期刊史，大量挪用我在《“十七年”文艺期刊管理体制的生成与变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下文简称《生成与变革》，文中所引《生成与变革》均出于此)一文中的文字，且都没有标注出处。文章不是不可以挪用，如果挪用他人研究成果，能够切实有效地推进学术研究，列出必要的参考文献，并能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我想不少同行都是愿意成人之美的。无奈范著的挪用太离谱，且常识性错误太多，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笔者不得不以论文的形式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确权，同时对范著中大量错讹进行校勘，以免以讹传讹，产生不良影响。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本文对范著挪用的质疑、讹误的校勘，绝不是对五卷本《中国期刊史》的整体评价，相反在阅读其他诸卷时，我都有不小的收获，甚至对几位作者心生敬意。希望从事新闻出版研究的同道能够理解，不要因为我对范著的批评而累及其他作者，更希望能够借此加强两个专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期刊史的研究工作。 一、“挪用”的三种方法与技巧 从中国古籍辨伪的历史经验来看，为掩盖抄袭之实，作伪者习惯采用割裂肢解、摘要连缀、改头换尾、顺序颠倒、字句增删替换等方法。范继忠曾经研究过出版史，对此应该有所警惕才是，但她在挪用《生成与变革》一文时，还是主要采用了如下三种方法： (一)大篇幅的直接挪用段落，仅增删个别句子。范著第七章“社会主义文艺思潮与文学艺术期刊的兴衰”概述部分(第175页)，完全挪用《生成与变革》一文的“内容摘要”中的文字： “十七年”文艺期刊管理体制曾在政治性与艺术性、普及与提高、真实性与倾向性、群众路线与专家路线之间反复摇摆：当激进思潮占上风时，对文艺期刊的行政监管便会强化，阻碍文学的健康发展；当思想领域相对宽松时，对刊物的行政监管便会有所松动，刊物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明显增强。 这个被挪用的段落基本准确地概括了“十七年”文艺期刊的发展史，但范继忠只是在上述段落中加入“一直”“国家对”等五个字，并且在“阻碍文学的健康发展”后随意加入一句“文学期刊的数量也必定会减少”(第175页)，这就严重背离历史的实际状况(详细情况将在本文第二节予以说明)。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范著第七章第五节“《文艺报》与新中国文艺思想运动”中，作者在概述《文艺报》对地方刊物的监督与指导功能时，直接从《生成与变革》一文中挪用了许多段落，且没有加任何引号，仅对个别句子进行增删，或舍头去尾，或巧为连缀，多暗合古今常见作伪之法。为便于读者识别，下文列出被挪用的几个段落，其中大括号内的句子是被范继忠删除的，中括号内的句子是她添加的： ｛三类刊物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等级关系。为确立这种等级制关系，文艺界曾有意扶持国家刊物：｝全国文联曾在1951年调整北京的文艺刊物，决定加强《文艺报》《人民文学》｛、《说说唱唱》、《大众电影》｝等刊，使其成为领导全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核心。《文艺报》则被赋予监管所有文艺刊物的使命，在文艺报刊管理体制的生成与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全国文联曾规定：“《文艺报》上重要的社论和文章，地方文艺刊物亦应及时予以转载和介绍。”[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文艺报》承担起监管的角色，]｛而大区刊物则介于国家与省市刊物之间，负责监管所属地区的省市文艺刊物，如《长江文艺》负责领导中南区的八个刊物。针对建国初报刊出版的无计划、无领导的自由散漫现象，｝1950年4月19日党中央颁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率先检讨编辑工作，并发表社论《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50年第二卷第五期)，号召“所有的文学艺术的杂志和报刊，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展开和加强对作品、对工作、对思想、对作风各方面的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文艺期刊响应上述决议和号召……开始向政治轨道靠拢｝。[所以说，文学批评是《文艺报》的重要内容，我们从研究《文艺报》上刊登的文学批评入手，研究《文艺报》对“十七年”文学期刊的作用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