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6/j.cnki.wujss.2019.02.004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2-0040-14 近百年来，五四已成为现代中国的精神源头之一，同时也是现代知识界聚讼纷纭之地。尽管不同时期、不同言说群体所征引阐发的五四内涵不尽相同，但是无可置疑，“言说五四”和“五四言说”已成为中国历史思想变革的重要风向标。这不仅表明了五四的重要性，也显示了五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五四是包含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与之密切相关又有区别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大概念，“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构成了彼此支撑、无法分解的双重内涵。作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现代转型的关键事件，新旧思想文化及文学的论争构成了五四的基本生成方式。诚然，五四新青年派与文化守旧派的论争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由其开启的中国新旧文化之争从未停止。说到底，文化的转型并非仅凭一次论争就能彻底解决，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的纠结和论争百多年来始终不绝如缕，“新”与“旧”并不能在“优”和“劣”之间划上简单的等号，因此，看似胜负已分的五四新旧文化之争实际上并没有最终尘埃落定。从深层次看，基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而被动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始终是在峻急的途程中奔驱，甩脱传统落后的重负跨入现代先进的世界行列成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的内驱力，现代性的焦虑致使人们对思想、文化、文学现代转型中“拿来”并“获得”的部分投注了持久的关注和热情，对于“丢弃”和“失落”的部分则缺乏足够的耐心和重视。实际上，那些在文化急转期被批判、遭否定甚至被抛弃的“旧物”并非全部都是糟粕，捍卫、守护着这些传统旧物的文化中人也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他们犹如传统思想文化肌体敏感的末梢神经，深切感受着整个文化嬗变过程中的冷热与疼痛。五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获得超越性的思维，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同时走出二元认知模式，重新看待这些在论争中被否弃的“旧派”，以“了解之同情”重新审视这些“旧派”的时代境遇和历史命运，在新旧的转捩点、断裂点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接续点。 一、从笼统批评到指名道姓：五四新青年对旧派的有意挑战与态度差异 1919年，五四新青年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的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以此为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新旧思想/文化/文学论争进入了“决一胜负”的关键时刻：1919年2月，林纾影射、丑化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青年的笔记小说《荆生》发表于《新申报》，随即被新文化阵营的《每周评论》转载，成为示众和批判的材料；3月，林纾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以及丑诋蔡元培等人的笔记小说《妖梦》；4月，蔡元培发表《答林琴南》。林、蔡的往还辩难书信成为新旧论战的关节点，被学者认为是“林纾输得很惨”的一局[1]。同月，林纾又刊出《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林纾的小说以及同蔡元培驳难的书信发表后，新青年派对林纾的批判由《新青年》杂志转到《每周评论》，论战方式也由以往冷嘲热讽的零星批驳转为集中批判：《每周评论》17号(4月13日)和19号(4月27日)特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栏，转载了原刊于《晨报》《国民公报》《北京新报》《顺天时报》《神州日报》《北京益世报》等报纸的26篇文章，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的思想言论进行了集中的展览和批判。更为关键的是，从“荆生”引申出来的借助政治武力压制新思想的企图与北大新派教员被驱逐的流言融汇在一起，很快激发了思想文化界对新派的同情、支持以及对旧派的道德指责。至此，新青年派无论是从思想主张上，还是舆论、道义上都占得了上风。 一个不被注意却充满意味的现象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期的新旧思想论战中，林纾始终是孤军奋战，旧派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助战。而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健将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动期所抨击的旧派并非只有林纾一人，至少是包括“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在内的诸多旧派人物，而林纾，一位并不自认是桐城派的卫道士，最终却接过了新青年掷过来的骂称，成了桐城古文和传统礼教道德观念的真正护法，同时也成为新青年集体攻击的靶心。那么，在1919年，当林纾与新青年酣战并最终被围攻的过程中，被新青年指骂的旧派究竟处于怎样的情势与心态呢?更进一步，以此为表征的旧文化、旧文学当时处在了怎样的历史关头呢?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初倡期，尽管《新青年》提出的观念主张件件都有点惊世骇俗，却始终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正如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所言：“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2]可见，五四新青年们发起的挑战包括制造“双簧信”，目的就是激起旧派的回应以便在论争中扩大新思想的影响。而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过程中，五四新青年对旧派打击力度最大、对后世影响也最深的莫过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指称。这一指称的发明权无疑应属于最为激进的钱玄同，但与其说这是钱玄同的创造发明，不如说是他的总结发明，此前的导引之功首先要归于胡适和陈独秀。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即指出，“当今”文坛中诗、文、小说的弊端皆在于模仿古人：“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归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3]胡适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实际是把包括“魏晋文”“唐宋文”“骈文”“律诗”在内的“当下文坛”一网打尽。随后，胡适把阻滞“言文合一”的罪责归结于明代的何李七子：“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3]在稍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再把“当下文坛”的旧派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化：“现在的旧派的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4]在胡适看来，这些都属于不值一驳的假文学和死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