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5；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9)01-0011-06 古往今来，生活有多丰富，文学就有多丰富，没有人能算清至今我们已经拥有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实际上，生活也好，文学也好，主题就那么几个，无非生老病死、离愁别绪、爱恨情仇、人性善恶。但是，人们不会因为托尔斯泰写了《战争与和平》就不再描写战争，不会因为曹雪芹写了《红楼梦》就不再书写爱情，不会因为鲁迅写了《阿Q正传》就不再批判国民性。否则我们拥有一个托尔斯泰、一个曹雪芹、一个鲁迅就够了。就这几个主题，世世代代绵绵不断地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出色的作家作品。拿五四新文学来讲，短短三十年就有多少独具个人魅力的作家、多少社团流派、多少经典作品!可谓巨星满天!是什么让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在这些亘古不变的主题面前不断释放自己的个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说主题没有变的话，那是什么在变?是语言在变!是不同时代作家个性化的语言，让文学不断演进、不断发展。即便今天我们拥有了很多进入五四的方法与视角，但我们最应该回到的地方就是语言，因为是语言让五四新文学成为几千年文学转变的根本节点，是语言让新文学之所以为“新”。 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曾说过：“回望整个现代中国，孙中山、毛泽东、胡适、鲁迅这四个人是应该被历史记住的。”(王富仁先生生前病重期间我们曾去探望，这段话是他特别对笔者强调的)孙中山和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无须多说。从文学成就上讲，鲁迅自然也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而胡适能够入列，最重要的是他对白话文的倡导。王富仁将这四个人并置，想要表明的是：语言变革的意义上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变革是等同的，其影响甚至要更加久远、更加深刻。其实在早期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中白话文就是被置于与文学革命同等高度的。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五四新文学的定义就简单两句话：“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两句话是当年大学现代文学考试题中以填空方式回答的重要定义。王瑶也曾明确表示：“‘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开始，白话不仅是为了启蒙和普及所采用的一种手段，而是上升为正宗的文学语言和新文学的鲜明标志；这不仅是表达工具的革新，而且也是创作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1]唐弢为什么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当成是五四新文学的定义?王瑶为什么认为白话文是新文学的鲜明标志?现在看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重视是远远不够的。 白话文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随着它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日常化，我们也越来越感受不到白话文当年的意义。当今天提起五四的时候，我们更多想起的是思想启蒙、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话题，对于这些话题之所以能够产生、传播的重要基点和原点——白话文，却越来越不重视。特别是当下网络时代，语言规则变幻速度和方式之快更是冲淡了语言变革本身的意义，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感受语言的分量呢?感受到当年白话文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如果把“五四”一百年作为一个历史来讨论的话，语言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五四”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觉醒是从一场语言变革开始?在读图已经越来越成为趋向的今天，语言文字又意味着什么?当文字文本逐渐走向视觉化，语言还有什么自己的价值?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五四，回到语言本身。 一、触发与出发：语言的社会历史意义 语言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它必须附着在、作用于、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它才有特殊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谈论文学包括现代文学不可能离开语言的变迁和变动。现代汉语的“现代”与现代文学的“现代”有着一样复杂的内涵与理解。不能说现代汉语就是白话文，但现代汉语应该是从五四开始的白话文发展而来的。现代汉语包含了白话文的基本特征和现代性的重要意义。曾有学者指出，先秦、唐宋和“五四”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三个节点，[2]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自先秦至唐宋经过了二千多年，自唐宋至“五四”又经过了一千多年，在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先秦和唐宋的确是两座高峰，起到了文学“节点”的特殊意义，先秦时代以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整体基调，唐宋时期的诗文成就及文体改革又对整个中古文学的创作及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三千多年文学的载体并没有发生改变，从先秦到唐宋一直到五四新文学发生之前，文学作品始终以文言文书写为主。而五四新文学彻底改变了三千多年的语言形态，仅用三年就迅速确立起白话文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和影响力，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的新纪元。所以说，从先秦到五四，在思想特质上看是三个节点，而从语言形态上看是两个节点，先秦是一个，“五四”是一个。 语言的变革是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触发点与出发点。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明清小说，自古以来，不同地域、不同朝代的文学风格和文体特色多有更新，但我们很难说古代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直到五四新文学发生，中国文学才可说是实现了几千年来的根本转型。五四新文学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得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或者说中国文学的根本转型何以在五四新文学中得以完成?北师大著名学者郭预衡先生曾指出：“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像‘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3]五四新文学运动较以往历次“文章变迁”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仅是文学风格和文学体裁的变革，更是一场从语言入手的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和时代革命。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学的触发点，就在于它既是工具性的，也是思想性的。作为一个民族最深层、最顽固的文化内核，语言具有强大的文化惯性。尤其是文言文，几千年的演变和锤炼使其发展得相当成熟，它的古朴、典雅和精炼铸就了许多中华文明的经典和精华。先秦的散文、屈原的楚骚、唐诗与宋词，哪怕今天读来，我们都还能感到一种文言独有的文化气韵。但也正因为如此，当社会迫切地面临着转型的时候，这种成熟的语言体系便会成为一种屏障，如果不能突破这种屏障，就很难继续在思想、文学、文化上有所突破。拿日本来说，日本明治时期想要变革，想要发展，就不得不从“废除汉字”开始做起。这就是日本著名的“言文一致”运动。这场运动使日本摆脱了汉字书写和声音表达的长期“言文分离”的状况，建立了日本的表音“国语”。从此，西方的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被迅速引入日本，夏目漱石、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这样一大批文学巨匠才得以出现，日本文学与文化才会顺利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日本如何西化，如何本土化，汉语、汉字在日本已经深入血脉和骨髓，成为日本历史和当下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特别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都是用汉字来书写的。日本每年推出一个汉字，由京都清水寺的住持用巨大的毛笔写成，然后在全国公布。这个汉字要概括日本当年最具特色的内涵，并能牵动和影响整个日本的人心走向。一年又一年，一个个汉字记载了日本的历史。这就是语言文化所具有的承载历史而又超越历史，形成于某个国家地区而又超越民族与国界的特殊价值和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