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时代的评价活动 张艳芬（上海大学）/《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6.87～95 在微文化时代，互联网不仅使评价维度的虚拟性得以成为可能，而且也使评价主体的私人性得以成为可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微评价的主体可以既不把自己归属到某种宏大的东西之中，也不从这样的东西出发。如果一定要说存在着可被追溯的归属点与出发点，那么它们无非就是主体自身的痕迹，即以个体的方式在诸如消费这样的社会活动中留下的痕迹。这样的主体并不把自己的痕迹当作是普遍的，也就是说，他并不希望人们在他的痕迹上看到某种一般性的东西，并从这种一般性的东西出发来看待他，而是希望人们仅仅在他身上看到他自己。这样一来，那些无法被普遍化因而是零碎的东西成为了微评价主体痕迹的典型刻画，这无论在发布消息的微博上还是在支持聊天的微信上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主体缺乏足够的手段以及方法来克服自己的零碎化，而在于主体相信他自身不是别的而是所有这些归于他的零碎的东西。 微文化平台上的这些不同视角为微评价主体提供了进行比较、辨别和判断的空间。有一种观点认为，真相系于主体自身辨别能力的提高。这种观点当然没有错，但辨别能力的提高不可能在主体的纯粹内省中发生，而只可能在同各种各样的视角的接触和碰撞中发生。相反地，谣言得逞的首要条件就是取消这种多视角的透视，只有这样，谣言才可以像病毒那样迅速复制自身并吞噬他者。事实上，谣言在微文化时代也正是这样运作的：首先是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发帖，然后雇佣大批网络水军顶贴，从而使得某条消息在瞬时盖过其它的东西。面对这样的形势，微个体如果缺乏多样的视角来帮助其进行客观理性的判断，并且缺乏足够的心理力量来与这种处于强势的东西抗衡，那么，谣言就会在一时之间到处肆虐。 西方大众文化视域下知识分子权威角色重构 王真真（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社会科学》，2019.3.182～187 经历了大众文化洗礼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在权威角色解构和民众质疑之下，逐渐陷入身份的迷失困境。在迷失与寻找的过程中，重新建构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角色成为后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重要问题。迷茫是在新事物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普遍怀疑的现象，包括对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困惑，但是这也能够激发其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对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以及在社会群体中归属感的寻找是推动身份重构的基础。后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其自身身份的特殊意义，首先应该意识到，“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最大过错是在于严重歪曲了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把物质积累过程抬高到人生最高成就的水平，然而在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全面的对我们自己的概念之中，物质积累充其量只是决定我们生活方向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知识分子应在其身份意义层面上抵御各种诱惑，在道德层面上有所坚守并有所引领，为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完善发挥独特的社会价值。 后现代社会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导、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形态。知识分子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被进一步专业化、体制化，逐渐失去了社会批判的能力。后现代社会是“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形式，渗入转变为货币和权力媒体的行动领域”的社会，由于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私人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被市场消费欲求所控制，公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被迫转变为对政府权力的消极盲从。因此，主体间交往明显受制于货币与权力媒介的控制，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与共识为利益交换所操纵，行为者本人也丧失了目的性而沦为工具性手段。在中产阶级的后现代社会中，专业化、商业化、多元化和媒体化的浪潮异化了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与中产阶级的精英阶层的同盟联系瓦解了。因此，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挽回当前这种异化的境地，还需要重新获得知识话语权，从而重构其社会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