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2-0063-07 某位朋友，在专业杂志社任主编，上级要求他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批判错误思潮文章，此事很让他头疼，因为在目前法制意识已经很强的情况下，批判他人很可能招惹官司，作者和杂志社及其他学术行政方面(如同行评议制度)的顾虑也很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谁敢贸然得罪同行?!往往是吾爱真理，吾更爱同仁/关系!当然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学界权贵们是放言无忌的，不过这些人通常又不屑于坐下来好好写篇文章。他特来向我求救，我告诉他我最近写了篇文章批评季羡林先生河东河西论，此论已呈思潮状，且显然是错误的，故非常切合所命主题。主编朋友却认为：“河东河西论怎么是对文化自信的错误理解呢?!那恰恰是国人文化自信的表现啊!”看来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自信需要认真澄清一下了。另一方面，原先对自己研究文化自信的文章可能沦为老生常谈的担忧则烟消云散，我的理论使命感瞬间爆棚，这个研究想来还真是有社会价值的!言之不谬也：没有绝对的创新，所谓创新不过是不断地校正流行偏见。理论首先要面对当代说话。 或有读者怀疑我在编故事、做文章，为赋新诗强说愁，那么我现在就冒着开罪学界同行、权威的风险，举一些有案可稽、白纸黑字的例子，看看是不是对文化自信的模糊认识或糊涂认识俯拾即是、数不胜数。 一、中国文化复兴论：若干行迹之考辨 贵州有家新创刊的杂志叫《孔学堂》，以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己任，邀请国学名家郭齐勇先生主持“文化自信”专刊。郭先生认为，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而“所谓‘文化自觉’，是对这一文化的方方面面、来龙去脉、内涵与特色有深切的了解，能够以健康的心态与理性的精神，如实分析其历史作用、利弊得失与未来发展的契机、潜能或困境。”①这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也需要一分为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创新性转换和创造性发展。郭先生明确指出：“当下，中国文化的复兴已成大势，又有人不加分析地歌颂传统文化，陷入一种‘文化自恋’情结，好像凡是国学、传统的都是好的。三十年来，笔者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再两面批判、两面出击：一是批判‘全盘西化’思潮，二是批判自恋情结，批判各种形式的伪国学。”②郭先生态度端正，周吴郑王，无懈可击，既要抵制全盘西化，也反对文化复古主义，等等。不过细读会发现其不经意间还是流露出潜意识中对文化复古主义的认同：这就是他将其作为一个事实而接受下来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已成大势”。在他，“复兴”或“复古”都是可以的，但要有所拣选，有所放弃，而不能是照单全收。在此，他未能意识到他本人措辞上的逻辑矛盾。 发表在同期叶小文先生的文章更是多次直接使用“文艺复兴”一语，借此作者一方面是批判世界范围内西方特色资本主义的“后文艺复兴时代”，其逻辑是国强必霸、赢者通吃，而寄希望于在此之后掀起一场否定之否定的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其特点是“厚德载物”，力挽“财之日进而德之日损，物之日厚而德之日薄”的文化颓势，在他若用现代语言说，就是阻遏市场经济所引发的道德滑坡。他坚信，“市场经济无德”。③借“文艺复兴”一语，叶先生的深一层意思是指中华文化将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活力、动力。而迎接一场世界性的、并不逊色于历史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可以有所作为。”④叶先生这里还是表现得谦虚了，他真实的意思是中国可以在新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他很享受汤因比对中国文明拯救人类免于万劫不复的厚望。⑤对于叶先生的如上论断我们有些许疑惑：第一，当代世界是否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其根据何在?第二，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是否水火不容?叶先生这些对当代世界图景的臆想和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审判本文不感兴趣。本文关心的是，当前中国存在叶文中所谓的“文艺复兴”吗?叶先生援引胡适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缓慢地、平静地、然而明白无误地，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发现，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透彻的中国根柢——正是那个因为接触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中国。”⑥叶先生评论说：“胡适近百年前就曾作此判断，现在看来是确实的。”⑦这个“中国的文艺复兴”，无论胡适的本意在此是什么，但在叶先生的借用中，显然说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复兴。 学界其实早有共识，胡适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尽管有人喊他“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然而大约即便说他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能算诬枉之词，因为例如这里他剥开的那个中国文化之“根柢”(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不过是对中国文化的西方阐释罢了，这阐释甚至也可以是说与中国文化了无关系，涉嫌强制阐释。胡适当不陌生，西方人关于文艺复兴特点的经典性说法即是“人和世界的发现”(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语)，而文艺复兴巨人们所发现的“人与世界”也就是他所谓的作为“中国根柢”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以西解中，所得乃西。拿西方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来穿附中国的人文、科学思想，吾不知其谬以千里万里可度量乎?⑧对于这胡适意义上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否可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之复兴，作为“旧派”的梁漱溟的回答是否定的：“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⑨他坚持，“新派差不多就是倡导西洋化的”，而“旧派差不多就是反对这种提倡的”。⑩文学批评家李长之更以形象的比喻说，五四运动“这枝花乃是自别家的花园中攀折来，放在自己的花瓶中的”，(11)“不是由自己的土壤培养出来的”，(12)因而算不上“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13)当然，假使有人如胡适硬要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复兴，对此我们也不必十分较真，而是可以宽容地以为，他们只是在中国旧文化中找出了与西方新文化虽神离而貌合的那些部分。给中国事物(文化)取个西方称谓，有便于中西方交流的好处，但对此一定要谨慎：可以共名者，物之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