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开启的中华民族现代转型历程，经过近180年的探索积累，到21世纪20年代，在国家经济现代化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业已提出了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这在国家战略层面上体现为国家对于“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因此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的深刻背景，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回应。如沈壮海从“文化国力”的角度解读“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并从多组矛盾关系与能力建设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①佟斐以时代境遇、战略意义、现实基础、宏观战略、实践路径、域外借鉴归类，综述国内学界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成果，同时进行简要评论。②苏勇、万君宝借助软实力的五要素模型对美国的市场化模式、英国的创新模式、法国的政府主导模式、日本的质量文化模式等文化软实力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认知程度与影响力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体系与战略选择。③张国祚对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架构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④黄意武就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路径找寻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化凝聚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辐射力、文化整合力、文化生产力这六个方面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系统，同时要构建兼具活力、效率与开放的动力生成体系以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⑤高福进解读了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价值，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的沃土。⑥在趋势分析方面，陈庚、傅才武阐述了文化强国战略的两大目标体系、五大战略路径与四大支撑体系，论述文化产业在提升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方面日益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对围绕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文化产业政策新趋势进行了分析。⑦傅才武与陈樱论述了2011-2012年十年阶段性改革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提出新时期文化科技融合与文化制度创新相配套，推动文化创新体系建设的策略建议。⑧郭远远、陈世香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战略布局中地位的多维度变化轨迹，以此预见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未来将得到进一步强化。⑨尽管学界研究成果迭出，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创新、改革进程的深化等，文化政策研究的前沿问题也将不断发生转变，值得长期跟进与深入思考。 一、明确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前沿问题的理论基点 (一)内部：社会生产力发展引发文化领域“奇点时刻”来临 从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看，文化现代化的启动、演进历程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体制的固化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张力，成为推动文化生产关系变革的主要力量来源。从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诞生带来第一次技术革命，到19世纪中期电力的广泛应用带来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主体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生产力的进步不断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范式)革命主导了技术范式的创新，进而引发社会经济发展的革命。范式革命和创新是推动新兴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新兴文化产业永续发展的条件，而新兴文化产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传统技术与管理模式的颠覆和扬弃。⑩ 人类社会科技革命对于文化领域会产生颠覆性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身体表演技能、造纸和印刷技术、电子成像技术、数字信息技术形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四个递进阶梯。(11)这四大技术阶梯构成了文化行业系统的专业性边界，也由此建构了不同文化行业清晰的技术发展轨迹。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总体上进入到第四个技术阶梯，已从“量变过程”转向“质变过程”，这一阶段不同于前几个阶段的特殊之处在于，技术的颠覆式创新推动文化领域进入“奇点时刻”(12)，即文化生产关系从渐进变革一步踏入颠覆性创新，传统的文化行业部门从管理结构到内容、形式和手段进入全方位的创新裂变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比前一技术阶段相比，将会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完成，体现为一种全行业的从未有过的“剧变”，从历史过程看，即是一种历史性大变局。 “奇点时刻”的背后，是遵循并逐渐逼近“香农定理”(13)“摩尔定律”(14)极限的科技创新正极速发展，压缩了文化行业的渐进发展时间，使文化行业部门不得不从渐变过程快速折向剧变过程。“在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情况下，传统文化行业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伴随经济全球化快速进展，传统文化行业比较优势让位于竞争优势，即国家在科技进步、知识产权和知识创新能力文化的优势。”(15)时至今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历史性大变局”，“新兴文化业态对传统文化业态‘毁灭式’的打击有目共睹。从唱片、胶卷时代到数字时代，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数字图书阅读器、便携式数码相机、视频摄录机、专用GPS导航设备等一大批电子产品面临被智能移动终端逼退或取代。”(16)可见，人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已发生改变，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创新，通过重组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文化消费模式，压迫文化传统行业的组织系统、商业模式和行业结构的适应性变革，进而影响甚至推动国家上层建筑结构的变革。同样，国家文化治理结构要依赖于文化科技结构，不同的技术基础会对应不同的制度化表达方式。(17)如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之前，印刷技术、声光技术、舞台技术、文物技术等类型技术，支撑了新闻出版行业、广播电视电影行业、演艺行业和文物博物馆行业，类型技术作为轨道技术，其技术的最远端即是行业部门的管理边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平台技术，抹平了类型技术的轨道特征，让以类型技术为边界的行业部门体制逐步推动了技术合法性。(18)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行业制度的整体性变迁提供了强大动力，将推动文化行业的网络化和扁平化体制逐渐取代科层体系，并从根本上消减基于计划体制下确立的“技术分类—专业分工—行业分系统”的文化管理架构、专业性技术边界和行业制度合法性，形成以数字生产、数字传播和数字消费为基础的“大文化传媒行业”，导致文化行业管理结构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