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8)11-0100-08 文化研究在台湾不仅具有跨学科形成整体性批判视野的意义，而且意味着人文知识界重新介入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现实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是企图介入当代文化场域重获阐释现实能力的一种方式。借助“文化研究”，台湾左翼知识分子有可能再次获得一种介入式和批判性的知识位置。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文化研究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境，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始终是摆在台湾文化研究者面前的重要命题，左翼知识分子试图把文化研究发展为文化行动主义，文化行动主义逐渐成为应对理论与实践分离问题挑战的重要策略。 回顾文化研究思潮在台湾地区的兴起，我们不能不提“解严”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诞生了一批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文化思想和社会批判杂志，包括《人间》《当代》《岛屿边缘》《南方》《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等等，大量引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也提供了批判思想与文化批判的发言空间。这是文化研究在台湾兴起的“前史”。除了《人间》始终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解严”前后的台湾文化知识界大多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思想的启发与影响，形成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方法的文化批评思潮。其突出特点是以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批判与解构威权体制的“牧养”文化，以知识精英的立场批评流行的大众文化。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尖锐批判一时流行，形塑了这一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对文化生产的批判立场与基本观念，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对批判威权体制也有所启迪。叶维廉发表于1990年《当代》杂志的文章《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代表了这一时期台湾知识界对流行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批判观点显然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思想，阿多诺的哲学启示在台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化知识界在推动“文化产业”概念时还必须谨慎处理阿多诺的论述：“文化工业”是标准化的、同质化的、“庸俗化的、大众化的、流行品味的”大批量生产，个人是被操纵的、被主导的。这显然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观念；而“文化产业”正好相反，它突出的是文化的创意性、个别性，文化产品的个性、地方传统性和人文精神价值。“文化产业”不是大规模的机械复制，而是小规模的手工艺生产。这一切割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人文学界对“文化产业”的基本认识，也是透过对“文化产业”的重新定义，把文化生产力从法兰克福文化批判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此才能赋予文化产业在论述生产脉络中的合法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审判对台湾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影响。 当然，“解严”前后的文化批评思潮并非独尊法兰克福学派一家。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涌入对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有所影响。“后学”的翻译与引入引发了一场关于台湾社会究竟是后现代还是后殖民的论争，由于本土主义思潮的生成与不断演绎的需要，“后现代”批评快速被工具化的“后殖民”论述的构建运动所取代。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幽灵逐渐潜入《岛屿边缘》等非主流的批判思想空间，对虚幻的“国族”意识形态工程和本质主义化的身份政治构成一种对抗力量。《岛屿边缘》以后现代的姿态建立了另类的“异议思想”，并且引入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范式——伯明翰学派，打开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对话与接合的空间。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性认定以及对积极受众概念的确立，逐渐在台湾文化批评领域产生影响。《岛屿边缘》的立场和话语仍然是精英主义的，这与后现代主义意欲填平精英与大众之鸿沟的思想意图并不一致。但《岛屿边缘》引入并且加以阐发的“接合”理论对日后文化研究思潮的兴起有着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这个“接合”概念既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默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也源于伯明翰学派的霍尔和格罗斯伯格。“接合”理论为应对多元文化语境和理解新社会运动提供了一种文化批判的策略，为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对话与对接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对文化生产与传播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思想武器。参与《岛屿边缘》编撰的陈光兴对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今看来，陈光兴是最早引入文化研究概念的学者，对推动台湾地区的文化研究事业贡献良多。 1992年，陈光兴发表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是台湾深度讨论文化研究的最早文章之一。之后，陈光兴又相继推出《帝国之眼：“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象》(1994年)、《去殖民的文化研究》(1996年)、《青少年文化研究：回应林益民》(1997年)、《文明主义的想象：杭廷顿与南地》(1997年)等系列文章。在文化研究学会成立之前，陈光兴成为最主要的推动者和研究者。这一时期，陈光兴的学术研究对推动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兴起的作用在于：第一，介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两者之间的辩论，目的是“找寻一个新的论述空间”。“透过理论，历史，文化政治及大众——媒体四个不同层次的分析、辨视出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及交错面之同时，点出两个论述空间内在性的限制。”提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对话和连接的重要性，“只有在相互连结，开创出新的理论方向，才可能消除原有的界限，使得文化分析更贴切于新现实、新世界”。[1]陈光兴所揭示出的福柯与霍尔之间的对话关系意味深长，在这一对话与接合的辨析中，陈光兴提出了“文化政治”的命题，并将福柯的微观权力概念与论述分析和霍尔的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试图在台湾地区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的“后现代文化研究”或“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的提出与开掘对于拓展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和被压迫者的抵抗话语空间都十分重要，引导文化批评转向文化政治和“人民的政治”；第二，译介与阐释伯明翰学派霍尔和格罗斯伯格等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拓展了认同或身份政治和大众媒介研究的领域。霍尔等人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对大众所蕴含的瓦解性历史力量的重视都对台湾人文学术的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三，将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研究相结合，从全球性去殖民运动的角度定位文化研究，并引入“殖民—地理—历史”的唯物论，确立以解殖民为中心的问题意识，聚焦身份政治或文化认同问题，力图建构一种台湾地区的“去殖民的文化研究”；第四，以文化研究为方法，展开对台湾问题的文化批判实践。《帝国之眼》对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集团主导的“南向论述”进行了深入的解构与批判：“南进的文化性论述是权力集团所主导‘国族营造’、‘国家机器’再打造与帝国形造三位一体霸权方案中的一个环结。这个霸权方案以台湾‘国族主义’为基地的统合性原则，企图收编集权制瓦解后的社会力……”[2]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南向论述”的意识形态本质，揭示出“南向”叙事中隐含着的“本土主义”色彩以及“冷战”与“次帝国”的阴暗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