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9)01-0026-06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9.01.002 “中国礼仪之争”在当今学界已成一专门术语。其原意指明末清初(1583-1742年)东西方之间，尤其是清康熙皇帝与天主教罗马教皇关于敬天、祭祖、拜孔等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教义的争论。其后余绪不断，争议的真正结束要到三百多年以后即1939年教宗的《众所皆知》通谕。目前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专题研究中，李天纲的专著《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当属扛鼎之作。此外，由苏尔、诺尔编，沈保义等译的《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①、孟德卫(D.E.Mungello)主编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和意义》，②以及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游记、社会网络、跨文化争论》③等可以做参考。 正因为“中国礼仪之争”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的特殊意义，每一位治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在其论著中不可避免地都要直面这一重要问题，只是每一位研究者所聚焦的问题不同而致其在研究方向上有所区别。而学界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爆发原因的思考，却大多还停留在对传教路线、修会策略、教廷与清王朝立场的追问上面。这些看法无疑都各有其合理的方面，也能够用来解释争论中的一些现象，但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对政治因素和利益纠纷的强调有余，而对于争论中之微观层面，也即各个修会招致纷争的关键传教士在传教方法论上所体现出的学统差异则论述不足；对“中国礼仪之争”所引致的“文化论争”从宏观上论述有余，而对于本土回应层面的传统支撑与演进路径则挖掘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中国礼仪之争”缘起的有效解释。 国内当下的研究表明描述“礼仪之争”的历史过程并非难事，困难的是如何对其做出解释。譬如国内通行的对中国基督教史进行概论的《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一书，于此问题“只能很遗憾地付之阙如”，人称“礼仪之争”难题。④因为它“充满着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世俗之争和偏见之争，充满着不同修会传教士之间的相互嫉妒、相互指责、避重就轻、毫不宽容”；⑤与之相应，西方历史学家则认为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种种解释可以收纳于两个极点之间的连续区域内，一个极点认为礼仪之争是中西关系史步入近代的分水岭，而另一个极点认为礼仪之争纯粹是欧洲人的事情。⑥“礼仪之争的故事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不同人之间的嫉妒、彼此的诽谤和否定，以及对规定的避免，都违背了基督教传教士应该表达的精神”。⑦ 分歧依然存在，讨论仍在延续。实际上，运用新的理论对中国的历史变迁进行解释已经成为当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新动向。如加拿大史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从小冰河期的视角重新解释元明史，⑧国内较新的研究则有李伯重从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来解读明朝灭亡成因等。⑨而具体到“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子课题，也已经有李天纲从康乾时代的世界史意义来观察明清的天主教⑩、黄一农以“大航海当中的十字架”为题综览当时天主教东传的时代背景(11)、戚印平等人从日本耶稣会的“易服事件”来解释中国的情形等较新的研究。(12)安希孟对“殖民势力争夺论”“禁教罪魁祸首论”“中国传统文化论”“国家主权内政论”等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原因的种种表面化解释予以深刻检讨；李秋零则与安希孟商榷并做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学再反思。无疑，不同传教士、不同修会之间围绕敬天、祭祖、拜孔等“中国传统礼仪”是否与天主教教义抵牾所产生的种种分歧乃至冲突，主要是“不同方法”所引致，而不是一出所谓的“利益之争”闹剧。(13)另外，黄佳、任婷婷从“欧洲视角”来观察这场中西大分歧，前者从决疑论的角度解读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对耶稣会的批判，(14)并逐渐延展至探讨詹森派对“中国礼仪之争”爆发所起的间接却重要的推动作用。(15)后者则注意到了当时欧洲方兴未艾的天主教改革和复兴的历史背景与“利玛窦规矩”兴衰间的关联；(16)钟鸣旦、王定安先后走出对“中国礼仪之争”实质之欧洲“争论学”桎梏，钟氏的研究关注“他者”与中国经验，(17)后者则通过开展对多明我会万济国的《辩祭》和耶稣会李西满《辩祭参评》两种文献的比较宗教学辨读，把这场争论中儒家的宗教性也即对“鬼神的神圣崇拜”呈现出来。(18) 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在范式转型后的新研究充分表明，我们需要将“中国礼仪之争”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重新打量，而解决“礼仪之争”难题的关键则是努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明论争缘起及厘清冲突背后的中西学统。(19)本文的目的在于以世界史的视野将中国礼仪之争缘起与中西学统的关联揭示出来。 一、“礼仪之争”的缘起与西方学统 传教士初到中国，其神学背景与传教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其对中国社会种种礼仪与宗教现象的解读迥然有别。大致来讲，明末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多在福建、山东等省的乡村之中传教，所接触者也多为乡间的愚夫愚妇，在“祭祖”“拜孔”等礼俗中，自然难免杂有迷信观念与行为；与此相应，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也绝少深入研读中国典籍，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与阐释，必然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不可同日而语；更进一步，耶稣会与多明我会双方在教会的神学思想上，原本就有歧见：前者更加侧重于人的自由意志，后者则对此不以为然。(20)方豪的思考为我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破解“礼仪之争”难题还需要从以往传教方法与策略论的表面化解释中摆脱出来，从中西学统处予以探源分梳，方能够把迷局中种种错综复杂之处厘清辨明，给出“中国礼仪之争”应有的诠解。
